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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10月，毛主席在专列上看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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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9月23日，毛主席在天津和专列工作人员合影。第二排右三为岳素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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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素花近照 |
□岳素花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时光飞逝，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37年。我曾经作为乘务人员，在毛主席专列上工作过8年，数次执行毛主席乘专列出行的任务。
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将近时，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也愈发强烈。这促使我在花甲之年拿起笔，将心灵深处珍贵的回忆记录下来。
1.
初见毛主席，他和小姑娘掰起了腕子
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北的农家女。1966年，铁路部门到我家乡招工，经学校推荐，刚初中毕业的我，经过面试和政审，11月我来到首都北京，成为铁道部专运处的列车员，为中央首长和外宾乘坐火车提供服务。
没想到的是，经过一年的培训和实习，我被分配到了毛主席专列包乘组。1969年5月29日，我第一次接到了执行任务的命令。列车驶出北京后，我们几位新同志不断地问列车领导，主席能不能在这次任务中接见我们。列车领导说，主席工作很忙，一上车就开始工作，要有合适的机会才能向主席提出请求。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列车仍在运行，主席公务车上的列车员张玉凤来到宿营车，对列车领导说：“主席听说来了新同志，现在要见见她们。”我们这些从小唱着《东方红》长大的农村女孩，得知马上要见到毛主席，格外激动，跟着张玉凤来到了主席的公务车。
主席正在主卧室里休息，穿着一件灰白色睡衣，斜靠在宽大的木板床上。见我们进来，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齐声说：“主席好！”他点点头，起来和我们一一握手，接着和我们拉起了家常。主席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我们听不太懂，他就让张玉凤当起了翻译。
主席问我们多大了，是哪里人，读过多少书。当听说我们是初中生时，他又认真地问：“你们读到毕业了吗？”有同志说：“我们是66届毕业生，快要中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中停止招生，我们就参加了工作。”听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地说：“你们是最后一批毕业生了。”
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新同志，不过二十来岁，一张张黑红的面孔透着健康。主席握住餐车服务员小周的手，摆出掰腕子的架势说：“来，看看谁劲儿大。”就这样，他和农村的小姑娘掰起了腕子。不知过了多久，主席说：“我累了，该休息了。”我们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主席的公务车。
2.
合影时，他对大家说“我们是自家人”
和我们同时参加工作的男同志听说主席接见了我们，羡慕不已。大家又向列车领导提出了同主席合影的请求。列车领导十分理解我们的心情，向与主席同行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达了这个请求。他答应合适的时候安排。
主席这次外出，历时4个月，途经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济南，9月23日到达天津，在专用线上停了下来。大家这时都很失望，因为列车再一启动就回北京了，同主席合影的愿望也就泡汤了。
那天，我正站在车门口值班，车上的人突然骚动了起来。同车厢的列车员小王跑过来告诉我：“一会儿主席下车散步，和大家照相。”听到这个消息我既激动又着急：乘务纪律规定，当班时不许擅离岗位。我正值班呢，怎么办？和我一起站岗的警卫战士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你去吧，有我呢。”征得领导同意后，我快步赶上大家，朝主席下车的方向跑去。
看到主席下车，大家都热情地鼓起掌来。主席朝大家挥挥手，鼓着掌走进了人群。专列刘队长握住主席的手，激动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随口应道“万寿无疆”。这时，有人搬来藤椅，让主席坐下和大家合影。他却用手拨开藤椅，顺势坐在长满杂草的地上，对大家说：“我们是自家人。”大家快速围在主席周围，摄影师连连按动快门。
听摄影师说“好了”，主席打算起身，却笑眯眯地望着我们说：“起不来了。”人们赶忙扶主席站起来。值班的同志合过影之后，很快回到了岗位上。我刚要离开，不知是谁说：“主席，和我们女同志单独照一张吧。”主席没说话，笑眯眯地站在那里。
摄影师朝我们使了个眼色，十几位女同志又迅速站到主席身边照了一张。周围的同志见还在照，又陆陆续续跑过来。主席环视了一下四周，问：“还有没照的吗？”这时，中央警卫团的同志们又围过来照了一张。
3.
庐山遇专列人员，称“这是我的队伍”
1969年10月14日，主席又一次乘火车南下，历时6个半月。当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接连发生武装冲突。针对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的情况，中央作出了时刻准备打仗的部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传遍全国。
林彪在主席离京后的第三天，下达了紧急战备的一号命令。3年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命令其实是林彪集团的一个阴谋。但在当时，我们都极认真地从战备需要去考虑问题，因此，这次任务中的专列生活和以往很不一样。
主席外出的第一站总是停留在武昌，这次也不例外。只是专列停放的专用线由王家墩机场改为山坡机场。这里地如其名，停放专列的线路两旁都是光秃秃的山丘，是个很隐蔽的地方，除了油库以外没有任何住房，我们吃住在列车上。
主席外出后不久，中央警卫团的军宣队进驻了铁道部专运处，两名同志还来到了武汉，负责专列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在驻地等待任务的日子里，我们一面搞本职业务竞赛，一面进行军事训练。这种半军事化的生活持续了半年之久。
军事训练内容包括夜间拉练、站岗，每日按时出操，学擒敌拳，练习瞄准射击，拆卸半自动步枪等。我对练习瞄准和拆卸枪支十分着迷，经常开饭了还在“阵地”上趴着练瞄准。当时的想法很单纯，觉得多掌握一点军事技能就能多一份保卫毛主席的本领。
1970年7月22日，我们再次随主席专列南行，途经武昌、长沙、杭州，8月19日到达江西九江的当天，毛主席就上了庐山，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在九江待命，并忙里偷闲地游览了庐山。从风景区下来，我们列队徒步返回驻地。
在返回途中，正好遇到毛主席的汽车。工作人员告诉主席，这是专列工作人员。主席听后，隔着车窗向我们招手，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的队伍。”主席的话传到专列上，专列工作人员都以自己成了毛主席的队伍而自豪，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更加坚定。
把专列当流动中南海，誓死保卫毛主席
“把专列当作流动的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安全高于一切”，这是当时主席专列工作人员的誓言。但事实上，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是毛主席保卫了我们。这要从“九一三”事件之前主席的南巡谈起。
1971年8月15日，主席乘专列南下，这一路和往常一样走走停停，而实际上却非同一般。这次外出的29天，毛主席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一路上，主席很少休息，总是不停地同各地主要领导人谈话。虽然我们并不知晓谈话的内容，但是一路的行车情况还是让我们感到了这次旅途的异常。
在武汉，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秘书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跟路线，不要跟人。”“要学唱两支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但要唱，还要学着去做。”一路上，警卫部队和专列工作人员都遵照主席指示，反复学唱这两首歌。
之后，专列途经长沙、南昌，9月3日到达杭州时，主席下车休息。专列停在了笕桥机场专用线待命。9月8日，完成一天的紧张工作之后，空军基地为我们安排了夜场电影，连放两部片子。电影放完已经是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基地的临时宿舍倒头便睡。
睡梦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仔细一听，确实有人在喊我。我赶忙应声起身向窗外看，原来是我们的赵队长。他小声嘱咐我说：“别开灯，快点起来，赶快带上所有东西上车。”
机车启动之前我们做的准备工作，都没有惊动基地的同志，机车发动的轰鸣声使他们突然吃了一惊。基地的一位负责人赶紧跑过来，还没等他开口，专列工作人员就把按规定算好的菜钱包好，递到了他的手上，此时列车已经开动了。
5.
我们并不理解提前10分钟到达的意义
专列进入杭州车站，稍作停留就出发了。我很不解，主席从没在夜间行动过，这次为什么夜间行动？为什么停靠杭州车站时，并没有见到首长的车队，专列就开出了？我想到老同志曾说过，以前也有过为了确保主席安全，列车在地上空跑，主席乘飞机在天上飞的情况。这次是否又遇到紧急情况了？但多年来养成了“知道不说，不知道不问”的保密习惯，我没和任何人提过自己的猜测。
当天凌晨，专列停在了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用线上，直到10日中午才由绍兴返回杭州。下午，主席上了车，专列随即出发，于当晚到达上海。专列停在虹桥机场专用线上，主席没有下车。
后来，我从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得知，这一天是在等许世友，他到靠近大别山的军垦农场去了。主席为此批评许世友说：“一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今后这样的情况要注意。”
11日上午，王洪文和许世友来到了主席专列上，两人下车时已近中午。张耀祠走过来，通知我们马上开车。正在开饭的工作人员赶紧放下碗筷，各就各位。几分钟后，张耀祠又来问：“车为什么还没开？”列车领导说，已经和铁道部联系了，路局、分局接到行车命令后线路才能开通。张耀祠焦急地说：“主席要求马上开车，一切听主席指挥。”
遵照主席的指示，前驱车首先开动了。按常规，出于安全的考虑，前驱列车开出一个区间后，本务列车才能启动，两车之间必须间隔十几分钟的距离。可这次前驱车和本务列车几乎同时启动，只有采取前驱列车提速，在运行中拉开距离的办法。
列车开动后，速度越来越快，晃动得厉害。主席身边的服务员反映，主席桌上的书都掉地上了。机务段段长找到列车领导说，这样开法，司机很担心，怕保证不了列车的运行安全。列车领导回答说，一切听从首长安排，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确保安全。
傍晚，专列安全到达南京车站。当工作人员告诉主席，列车提前了10分钟到达时，主席说：“早10分钟也好啊。”当时，我们并不理解这10分钟的重要意义。
6.
这次29天的南巡，是何其惊心动魄
在南京，许世友已在车站等候了。但列车只停留了15分钟就又开动了，主席并没下车，也没让许世友上车。之后，专列又先后途经蚌埠、徐州、济南、德州和天津西站，这期间，主席没有召见任何地方首长。
经过连续两天的运行，专列在12日中午到达北京丰台车站，我们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令人更为不解的是，专列没有马上驶进北京站，而是停到了一个专用线上。我们对这个地方很陌生，一问才知道，这里是一个兵站。一些首长从北京过来，到主席列车上待了两个多小时后，列车才驶进北京站。
专列乘务人员每完成一次主席外出任务后，一般都会休息两天。吃过晚饭，家在北京的同志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接到通知，要求全体人员一级待命。从9月13日开始，一直到9月底，大家吃住都在列车上。
9月28日，专运处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当听到林彪企图谋害主席时，我的头皮一阵发紧。后来，随着林彪事件的真相逐步公之于众，我才知道那一次的南巡是何其惊心动魄。
从揭露的材料看，林彪反革命集团企图在毛主席南巡时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他们策划了多种方案：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就炸毁机场油库，再以救火的名义趁机谋害毛主席；如果行不通，他们就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在专列行进的途中通过炸毁铁路桥梁，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或者高射炮平射，炸毁主席专列。
由于毛主席的高度警觉和敏锐，他打破了常规，指挥专列提前行动，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计划，带领着我们冲出了死亡线。
7.
专列最后的南行，主席最后的背影
“九一三”事件后，主席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直到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又一次离开北京，开始了历时9个月的旅途。其间，主席在家乡湖南住的时间最久，长达114天。主席这次外出主要是养病，但是“四人帮”的干扰却一天也没停下。
这次外出的时间虽然很长，可我们没机会见到主席。主席专列上的新同志等了整整3年，才等到了执行任务的机会。他们那种想见主席的心情，我们都很理解，可考虑到主席的健康状况，专列上没有一个人提及此事。
我在1973年担任了专列列车长。这次任务中，我从本务车调到了前驱车上。每一站，我都会先于主席乘坐的本务车到达，在站台迎接主席的车进站，也就有见到主席的机会。这次看到主席行动日渐不便，让我感到忧虑和惆怅。
1975年4月13日，主席历时272天的南方之行结束了。我和前驱专列的同志们先期到达北京，新同志因为没见到主席，都很失望。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就同意他们躲在主席下车对面的地方，等主席下车时看上一眼。
这次，主席几乎是被人们从车上抬下来的。站在汽车门前的主席，连收缩身体的动作都难以自控了，最后还是张玉凤用手扶了一下主席的头，才算把他送进了汽车。躲在列车后面的同志们，也只是远远看到了主席这样一个背影。
主席回京之后不久，专运处就着手对主席的公务车进行改造，使汽车或担架可以直接上下车。我们知道，这是为主席再次回家作准备。1976年，噩耗不断传出：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离开了我们。
后来我得知，周总理去世时，主席已经走不动了。但病重的他始终有个心愿——回故乡韶山养病，叶落归根。鉴于主席的健康状况，政治局没有同意主席远行的要求。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全国陷入一片悲痛。
作者简介：岳素花，195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68至1976年在毛主席专列上工作，1973年起任专列列车长。1980至1987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1988年进入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历任《党建研究》杂志副主编、党建研究所副所长等职。2011年8月退休。（本文由《环球人物》供稿，有删节）
岳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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