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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起龙骧】我的盖世功业,你的千里江山 ——从岳飞的噩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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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 13:43:4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吧 纪念岳云诞辰895周年征文  

从岳飞的噩梦说起


南宋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
辛企李,字次膺。以谏官外放,为湖南提刑。坐船赴任,途经鄂州。忽有人通报: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岳相公设宴江亭,欲与辛中丞接风洗尘。
辛次膺想到,这里是大将岳飞的辖区,可自己与他素无交往,况且这些武人,趁国家板荡之际,个个拥兵自重,骄兵悍将,一改祖宗抑武崇文的家法。打仗无论胜败,皆纵兵劫掠,残暴刻酷,犹甚金虏。渔猎女色,侵占田顷,骄奢淫逸,不学无术。刘光世原是西军世家子弟,连自己大名都不会写:吴玠镇守四川,喜女色丹药:韩世忠不但大字不识一个,还轻辱文士,置酒高会时,必让部下的妻女陪酒;张俊残暴嗜杀,号称自在军,他的军士腿上刺花,为他筑太平楼开酒肆牟利……
想这岳飞年纪轻轻,本是官家亲自拔擢的大将,战功卓著,圣眷正隆,自不知何等骄狂!哪路货色?耻于攀扯。
辛次膺与当时的众多文臣一样,心中存着对武将固有的傲慢与偏见,便以路途不便见客为由婉拒。
然而来人在三再四恳请,言辞殷切。辛次膺无奈,只好揽舟靠岸。来到江边的亭子里,但见一恂恂书生,峨冠褒衣(峨冠:宋代文人平时喜爱戴造型高而方正的巾帽,时称“高装巾子”。褒衣:宽袍大袖的长衣,以为高雅。)叉手唱喏,自言:岳某恭候中丞多时。辛次膺不免意外,长揖回礼。落座置酒,亲与辛次膺把盏,自己却不喝。筵席上,酬答闲话间,辛次膺想此人真是卓然特立,衣着朴素,纯诚谦恭,礼度周全,言谈清雅,迥异于诸将。
辛次膺当然明白岳飞请客,并非一顿饭那么简单,酒过三巡,果然,邀他至一间小舍密室。
岳飞将官家(赵构,宋代管皇上也叫官家)与他的所有手诏御笔,得有几百扎,全都拿出来给辛次膺看,一边看一边还说官家对他多么信任宠爱。突然岳飞捉住辛次膺的手,哀乞道:“昨夜梦到,被大理寺逮捕对诉公堂,唯闻狱吏说:辛中丞奉旨主审……猛然惊醒,一身冷汗,只自疑惑忧惧,不敢告诉别人。恰津吏报辛中丞您途径此地,您自谏官补外。飞若不幸下狱,还望辛中丞救我!”
辛次膺惊悚骇异,尴尬间无言以对。岳飞还要馈遗厚礼,留他多住几天。可辛次膺才罢酒便解缆而去。事后他对自己兄弟说起这事:“岳飞握重兵昧保身之策祸将及矣。”
几年以后,岳飞罢副枢请宫祠,故将王贵迎合秦桧旨意,告他谋反,身陷棘寺,新任御史中丞何铸主审。岳飞方悟,此先梦中之语乃“新中丞”。何铸后来避辞不肯接手此案,于是便交给万俟卨审理。

史料原文:《夷坚甲志》辛中丞
辛企李次膺绍兴八年.自右正言出为湖南提刑.舟到武昌.大将岳飞来江亭通谒.辛以道上不见宾客为解.岳不肯去.良久不获已见之.即欲以明日具食.意殊恳切.不得辞.既宴.酒三行.延辛入小合.尽出平生所被宸翰.凡数百纸.具言眷遇之渥.执辛手曰.前夕梦为棘寺逮对狱.狱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惊寤.遍体流汗.方疑惧.不敢以告人.而津吏报公至.公自谏官补外.他日必为独坐.飞或不幸下狱.愿公救护之.辛悚然不知所对.才罢酒.即解维.后数年.飞罢副枢奉朝请.故部将王贵迎时相意.告其谋叛.系大理狱.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寿铸治其事.方悟昨梦乃新中丞也.何公后辞避不就.乃以付万俟丞相云。
《三朝北盟会编》卷221 《中兴遗史》;《辛次膺墓志
 遗史曰:次膺有故人将漕湖北者,拟寄居鄂渚而依焉。及见待遇甚厚,力留次膺寓居。次膺亟归语兄弟曰:岳飞握重兵昧保身之策祸将及矣。飞厚赂其行,闪膺不受。

历史背景:(依据王曾瑜的《岳飞新传》)
绍兴七年,刘豫依仗金人之势企图消灭南宋,无所不用其极,搜罗宋高宗个人的秽行丑闻,称之为“亡宋遗孽康王”,公然出文榜声讨。宋高宗受昔日臣子的公开侮辱,也不免愤愤然。他曾在给岳飞的一份手诏中说:“刘豫、刘麟四出文榜,指朕为孽庶首恶,毁斥诟骂,无所不至。朕固不德,有以招致此言,卿蒙被国恩,尚忍闻之不动心乎 ? 备录全文,密以示卿,主辱臣死,卿其念之。” 当年宋徽宗已死,高宗背一通臭骂,一时激愤,欲要攻打伪齐,收复中原。
同年,左相张浚收刘光世兵权,然而谁来接手这只“多叛亡盗贼,变乱反掌耳”的淮西军,却迟迟无定论。
当年三月,高宗行在迁往建康(南京), 岳飞奉命带兵“禁卫从行”,之后在建康行在的“寝合”,单独召见岳飞,命他接管淮西军,在给王德,郦琼(淮西军俩个重要的部将)亲笔手诏有云:“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倘违斯言,邦有常宪”。
眼看五万两千人的行营左护军,就要归岳飞一人所有,此时,他手中已经统领10万兵马(足额满员,因为岳飞不吃空饷)。
几天后,岳飞上奏,具陈恢复之计,劝高宗:陛下假臣日月,勿复拘臣淹速,使敌莫测臣举措。(皇上您别太着急进攻,给我点时间,不能让他们看出咱们玩花活儿。)同时强调粮草,“广为储备”,“不为粮草乱其方寸”,“则谋定计审,仰遵陛下成算,必能济此大事也。” 在这一扎子中,岳飞假设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有机会,则岳飞亲率大军出兵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则敌必放弃陕西河南,北走河北;
第二种情况则是,敌再次入侵南宋,则可利用南方的地理条件不利于骑兵发挥,守兵坚守,战兵长驱中原,是敌首尾不能兼顾。《乞出师扎子》。可见岳飞谋划经营,好几年了。
十四日,宋朝发给岳飞都督府扎,开列淮西人马清单,但因为刘光世罢免的命令尚未宣布,岳飞要“密切收掌”,暂时保密。
而张浚大为不满。于私,他罢刘光世兵权,本想自己统辖这只部队,可却让岳飞摘了桃子,更准确的说:馅饼砸在岳飞头上。于公,宋太宗黄袍加身,生怕后人效法,所以对武人形成逆歧视,严加防范,以免尾大不掉,而官家却左手倒右手,五万兵马交付岳飞,一个年纪最轻(34岁),资历最浅,实力最为雄厚的将帅。如果他独掌15万大军,北伐中原,谋定全胜,宋太祖第二,不是没有可能。即便诚如他自己所言:“即当聊结善缘,以慰庵僧。”(东松寺题记岳飞耽迷佛教,素有遁入之意),谁又能真“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张浚对官家痛陈厉害,秦桧更是煽风点火。官家幡然悔悟,赶忙收回成命,连发三份手诏。
第一份手诏说:
“前议已决,不久令宰臣浚至淮西视师,因召卿议事。进止之几,委卿自专,先发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
至于“议事”内容为何,似不便明说。第二份手诏说:
“惟卿精忠有素,朕所简知,谋议之间,要须委曲协济,庶定祸乱。”
估计到张浚出面“具道”后引起的不快,故宋高宗一方面对岳飞大加褒奖,另一方面又要求他“要须委曲协济”。第三份手诏说:
“淮西合军,颇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亲笔,须得朝廷指挥,许卿节制淮西之兵,方可给付。仍具知禀奏来。”
岳飞突然从云端坠落下来,惊愕,继而愤怒。高宗让张浚出头,晓谕岳飞:
诏(岳飞)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浚谓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
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飞谓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测也。’
浚曰:‘张宣抚如何?’飞曰:“张宣抚宿将,飞之旧帅也,然其为人暴而寡谋,尤琼所不服。”
浚曰:‘然则杨沂中尔?’飞曰:‘沂中视德等尔,岂能驭此军?’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
飞曰:‘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浚怒,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监其军”
岳飞辞职,未经高宗许可,就上庐山东林寺,为母守孝。
张浚得知岳飞擅自离职,怒不可遏。他屡次上奏宋高宗,说:
“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
首先给岳飞加此“并兵”、“要君”数端罪名者,张浚也。而后秦桧诬陷岳飞诸罪,实操张浚故技而已。甚至派张宗元为监军,想趁机也夺了岳飞兵权。
高宗也很恼怒,召见陈公辅时指责岳飞骄横跋扈,陈公辅是李纲同党,不知寝阁之对,只是委婉劝慰:
“飞本粗人,凡事终少委曲”。“前此采诸人言,皆谓飞忠义可用,不应近日便敢如此。恐别无他意,只是所见有异”
“忠义可用”是岳飞给许多人留下的好印象。故事分成三条线索,分头并进,

1. 张宗元巡视鄂州大营。
鄂州大营的反应时莫名其妙,人心惶惶,恰逢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告病假休养,一时流言纷起,参谋官薛弼害怕发生兵变,忙请张宪扶病主持军务,“勒诸军各安营部,偶语者斩”。张宪对将校们说:
“我公心腹间事,参谋独知之,欲知其详,问之可也。”
(岳相公肚里的蛔虫,只有参谋,想知道内部消息,问他去吧。)
趁众将前来询问之机,薛弼说:
“张侍郎来,由公之请,汝辈岂不闻乎?公解军几何时,汝辈败坏军法如此,公闻之且不乐。今朝廷已遣敕使,强公起复,张侍郎非久留者。”
(张侍郎,是相公请来的,你们不知道?岳相公才走几天?咱们就这么没正行儿,相公知道也不会高兴。朝廷下诏给相公,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放心,就那那孙子,待不长!)
全军将士的情绪方得以安定。
张宗元赴任鄂州,目睹 “旗甲精明,卒乘辑睦”,将士们厉兵秣马,准备“深入”中原,“横行”漠北,不禁感动,或是真心敬佩,或是自叹弗如,或是迫于情势。不敢接手,于是回行在。
军头那么好当的?官僚总以为读了几本圣贤书(或者马克思主义之类东东),世间万事就手到擒来,不闻术业有专攻?郑希仲云:“凡仕官有三难:一谓统十万之众而为帅;二为翰林学士;三谓宰剧邑。三者苟非其材,则事必隳废。除是三者,虽宰相犹可以常才处之。”《墨客挥犀》
其实这未尝是岳飞的本意,然后,他的鄂州大营,已然摆出“要君”的姿态,重要将领与岳飞共进退,全军将士唯岳相公马首是瞻。就连高宗派去的薛弼,名义上的参谋,实则监视岳飞动息,竟然也斡旋转圜。
2. 岳飞重新起复。
高宗命王贵和李若虚带了诏旨来到庐山东林寺,岳飞执意不肯下山复职。拖到第六天,李若虚眼见已濒临绝境,不得不以分量最重的语言,责备岳飞说:
“是欲反耶?此非美事!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且宣抚乃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宣抚谓可与朝廷相抗乎?宣抚若坚执不从,若虚等受刑而死,何负于宣抚?宣抚亦岂不愧若虚等受刑而死?”
薛弼之弟,绍兴三年前后曾不断上奏举荐岳飞的薛徽言,也专门写信,规劝岳飞。岳飞也终于明白,若再固执下去,对抗金大业不会有任何好处,最后不得不接受宋高宗的诏旨。但是,在复职视事之前,岳飞还必须再次去“行在”建康府,向本来理亏的宋高宗请“罪”。张浚为了维护朝廷及本人的尊严,向岳飞作了此种示意。岳飞在六月里朝见宋高宗,他上奏说:
“臣妄有奏陈乞骸之罪,明正典刑,以示天下,臣待罪。”
宋高宗一席话:“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
几个月前,岳飞一度是宋高宗最赏识的大将,如今却成为皇帝最猜忌的武人。宋高宗的话中隐隐地透露出杀机。他一时尚不得不在表面上对岳飞作些应付和酬酢,骨子里却深怀戒备之心,毫无诚意。
然而对主战派来说更悲催的事情是
3. 淮西兵变
张浚派自己的心腹吕祉,接管淮西军,可此人纸上谈兵,无治军经验。他沿袭宋朝崇文抑武的积习,妄自尊大,对行营左护军的将佐傲慢无礼。郦琼阴蓄异志,乘机拉拢了大部分将领。吕祉发现情况不妙,急忙上奏,请求派大将进驻淮西,罢免郦琼之辈。不料其奏章的内容,竟被书吏泄漏给郦琼。朝廷发表张俊为淮西宣抚使,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消息传到行营左护军中,恰好成了导火线。八月八日,郦琼发动兵变,杀吕祉等人,裹胁全军四万余人投降伪齐。宋朝前沿四大军区之一,一时竟处于防卫空虚的状态。朝野震惊,宋高宗知道岳飞和郦琼是同乡,而且郦琼一向敬服岳飞,慌忙命岳飞写信,争取郦琼归宋,“不特已前罪犯一切不问,当优授官爵,更加于前”。然而宋高宗的“皇恩”,岳飞的书信,终不能使郦琼回心转意。
淮西之变,完全应验了岳飞的先见之明。非常不幸。

建言立储
绍兴七年九月或十月间,宋廷又令岳飞和参谋官薛弼“入觐”薛弼在船上看到岳飞不时练习小楷,感到蹊跷,“穷诘端倪”。岳飞被逼无奈,就告诉薛弼,自己正在写密奏,请求宋高宗立皇储,此事连宣抚司书写机宜文字岳云也不知道,切望薛弼务须保密。
岳飞曾在资善堂见过读书的赵瑗,非常喜欢,曾说:“中兴基本,其在是乎!”
此时岳飞根据谍报,获悉金朝要改立宋钦宗的儿子为傀儡皇帝,届时就是俩个宋庭,而且钦宗的儿子比高宗更具有合法性,更加正统。宋高宗不能生育,虽宫闱秘闻早传遍遐迩。岳飞认为,应当及时确定赵瑗的皇储地位,以击破敌人的阴谋。
薛弼劝他说大将不当参预立皇储的大计。岳飞也犹豫片刻,最终却认为,文官和武将都是宋朝臣僚,忧心国事,“不当形迹是顾”。
趁朝见之机,岳飞向宋高宗宣读这份密奏。但不免紧张,恰好有风阵阵吹来,纸张摇动,他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古代的汉文又无标点符号,更使他读不成句。高宗冷言冷语地回答:“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岳飞下殿时,神情颓丧,脸色如死灰一般。薛弼进对,宋高宗向他详细追问。薛弼早有准备,将自己在船上的见闻叙述一遍,既为岳飞圆场,也为自己开脱。宋高宗转念自己正在用人之际,呵斥岳飞之余,也须适当抚慰,便对薛弼说:“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
宋高宗正求子心切,对岳飞此奏十分嫌恶。翌日又对赵鼎说及此事,发泄自己的恼怒。赵鼎说:“飞不循分守,乃至于此。”
他退朝后,召见薛弼,说:“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与朝廷大事,宁不避嫌。飞武人,不知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归,语幕中毋令作此态,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其实是给岳飞台阶下。
宋高宗才三十一岁,正当盛年。只因建炎三年逃难到扬州,仍忙着向民间物色姝丽(这爱好一直持续到他81岁,德寿宫满是孙辈重孙辈的小萝莉),白日宣淫,被突然破城的金兵吓得,丧失了生育能力。这还不是全部,他作康王时,纵欲无度,虐杀婢女,尽管女人很多,也生了五个女儿,都被金人掳走,只有一个亲生儿子,苗刘兵变中受到惊吓,不久,小孩三岁就夭折了。宋高宗不得不接受隆祜皇太后和一些臣僚的建议,选宋太祖七世孙赵伯琮,改名赵瑗,即后来的宋孝宗,养育宫中。但宋高宗心有不甘,千方百计,求医问药,祈祷神灵,而根本不肯确立赵瑗的皇储地位。岳飞上密奏的结果,更加深了他与宋高宗之间的裂痕。


淮西兵变三俗解读:
灭伪齐,复中原,就高宗本意来说,原属意岳飞,所以有寝阁之对,缱绻缠绵间,张浚嫉妒了,挑拨是非把好事搅黄了,高宗给岳飞吃了春药(淮西花名册,高宗手诏: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做足了前戏,结果不给操了。纯洁贞烈的岳飞一怒之下上庐山,闹分手,临走撂下句狠话:“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服众”。张浚一边继续挑拨离间,一边让心腹吕祉去干,可你倒是争气呀!结果是赔了书生又折兵,岳飞的话全都应验了。高宗又惊又怕又气又悔又痛(将近五万兵马被裹挟投了伪齐,还有不计其数的粮草辎重)又丢脸(在岳飞面前)。
同年,郦琼投降伪齐,却引得金人猜忌,怕刘豫实力壮大,尾大不掉,岳飞又用了反间计,给兀术废刘豫以口实,伪齐被废。
金人欲立宋钦宗的儿子为傀儡,代替刘豫,以汉治汉,岳飞获知情报,建议高宗尽快立储,导致自己倍受嫌恶。(高宗深知,他侄子比他更具有正统地位,此前也有人建议立储,岳飞建议立储是上策,但是太他妈恶心人了,太他妈讨人厌了。)无论赵鼎薛弼还是高宗,在责备岳飞时,其实是另有一层意思,只是难以启齿。所以只抓着你是武人手握重兵,不当过问为由,大作文章。(岳飞很困惑,他的长子岳云出生,他才16岁,他至今只历经两个女人。于他轻而易举的事,但对高宗来说势比登天还难(这种挫辱感如蛆附骨,一生未能摆脱)。岳飞体会不到高宗作为帝王的屈辱无助痛楚伤怀,欲干不行,欲罢不能,或许在高宗的逼视下,悟出这一点,但为时已晚。他曾为官家乏嗣而哭泣过,当着自己妻儿的面,时间不详(岳珂编纂的《鄂国金佗粹编》),很可能在建议立储遭官家呵斥之后。岳飞是无辜的,无论运筹帷幄,身先士卒,翰墨书香,雅歌投壶,浅酌低唱,马上床上,岳飞习惯了成功。就算在家乡当农夫,做佃户,昼锦堂得以保全,也全赖他一箭之功。而那时他大概17到19岁之间,于他来说成功从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金国毕竟没有立傀儡,南宋朝廷终于得到与大金直接乞和的资格,高宗以归还梓宫与太后为条件,不惜曲己求和,第一次公开挑明,对金和议的决心。
大风起于萍末,高宗张浚岳飞的三角恋爱,却导致南宋金伪齐三国格局聚变。还有岳飞,本是自己的嫡系,原为平衡其他三大将,他亲手破格提拔,此人无论军功,品行(廉洁,不近女色,大孝子),学识,风韵气质,都很给他长脸。高宗送他豪宅,他推辞说:“敌未灭,何以家为?”他自比霍去病,把官家比作一代雄主汉武帝,一语双关,既明志,又含而不露的拍了官家马屁。虽出身行伍,竟还写得一笔好字,赐他苏黄名帖,风雅绝伦。与历任宰相,处得都不错,连台谏都挑不出他错来(因为谏官领袖是岳飞的朋友),唯一的毛病就是嗜酒无度,酒后无德,几乎把同僚打死。高宗劝诫他:“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 硬是戒了酒。君臣七年,可心可意。寝阁之对,官家言而无信,收回成命,导致淮西兵变,固然是臭不要脸到家了。岳飞竟然一年之内,忤逆他数次,摔脸子,撂挑子,揭短,与曾经那个说出“良马对”,交际场上雅歌投壶,奉敕应制歌功颂德,人人称赏“忠勇可用”的岳飞,判若云泥。更可怕的是,他差一点就把五万大军交付给他。郦琼的叛变,更让高宗猛然发现,远比金人还要危险的存在。迫使他从新审视考量与大将之间的关系。议和到底是为了母后和梓宫,还是为了削夺大将兵权?
总之绍兴七年,对南宋伪齐金都是多事之秋。徽宗已死,寝阁之对,岳飞辞职,淮西兵变,张浚去相,赵鼎复相,秦桧留任,伪齐被废,建言立储,息战求和。
绍兴七年对岳飞自己来说,他第五个儿子岳霆,长孙岳甫出生。他重要幕僚黄纵与他一同辞职,他起复后,黄纵也没再回来。上庐山骂他的李若虚,也是岳家军重要幕僚,之后被朝廷调走。薛弼(首席幕僚,高宗极为信任),在立储风波之后,向高宗自请离开岳飞。
时间到了绍兴八年 (公元1138 年)二月,岳飞向朝廷提出增兵的请求,宋高宗态度强硬,口气冰冷,罕有的坦白直接,告诉岳飞:
“……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势虽未至此,然与其添与大将,不若别置数项军马,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
宁可地盘不要,也不让你们这些军头做大……
同年,大概夏或秋(可以摆宴江亭,应该不会很冷)岳飞梦见身陷大理寺,听狱吏说“新中丞”主审。恰巧,辛次膺途径鄂州,他置酒江亭,伤心的追缅官家对他曾经的宠信,相当悲观绝望的乞求辛次膺届时援手施救。而辛次膺自己也因反对议和而外放。
此时距离绍兴十一年大年三十,岳飞的死期,还有好几年的时光。他虽高处不胜寒,可并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尚有退步抽身的机会,甚至重新赢回官家芳心,宠信如昔也不是没有可能。

历史背景(二)政局波谲云诡

1.淮西兵变后遗症

保守的赵鼎出任宰相,秦桧留任
淮西兵变之后,张浚罢相,赵鼎复相,赵鼎虽与张浚不和,但一点还是一致的,收兵权。收兵权成为南宋朝廷第一要务。
而赵鼎态度比较暧昧,他没有轻举妄动,半年时间内,在枢府台谏安插援引自己的同党。
张浚临去时,评价秦桧:“近与共事,始知其暗。”
然而为了对抗张浚,赵鼎拉拢秦桧,(抑或看出高宗对秦桧的倚重,而没有罢免他),秦桧留任。

绍兴八年,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请召诸大将问计,恐他时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高宗却说: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

八年六月,对待议和反对者,高宗表现得“上意甚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

赵鼎只好出面转圜:“……今乃屈体请和, 诚非美事。然陛下不惮为之者,凡以为梓宫及母、兄耳。群臣愤懑之辞,出于爱君,非有它意,不必以为深罪。陛下宜好谓之曰:‘讲和诚非美事,以梓宫及母、兄 之故,不得已为之。议者不过以敌人不可深信,苟得梓宫及母、兄,今日还阙,明日渝盟,所得多矣,意不在讲和也。’群臣以陛下孝诚如此,必能相亮。”帝以为然,群议遂息。”
然而赵鼎同高宗的意见并不一致,他至少要皇帝顾全点体面,礼数不要太屈辱,主张以黄河故道为界,而得到黄河改道前的数州之地。

收兵权成南宋当务之急
同时,赵鼎着手削兵权,或赵鼎只是为了顺应官家的心意,留任中枢,才着手削兵权。
枢密副使王庶,亦上书:“军不可专,专则难制,兵不可骄,骄则不用命。”向子諲又言:“今天下急务……使诸军上帐于枢府(国防部)……”这话高宗听着极是顺耳。
北虏未灭,中原未复,而“今天下之急务”竟然是收兵权?宋高宗这样想,尚且有威胁自身皇权而考虑的必要。而这些饱读诗书的文臣也这样想,委实是儒家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失败。

收兵权,谈何容易,史称:
时朝廷以诸将权重,欲抚循偏将,以分其势。(张)俊觉之,谓刘时曰:“君为我言于子尚(王庶字子尚):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处己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几日。”庶闻之曰:“为我言于张十:不论安与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悦。——绍兴八年六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张俊知道朝廷要削兵柄,遣人对枢密副使王庶说:“你替我给子尚捎句话儿,想抬举我的小弟挖我墙角,别着急拔份儿,先掂量掂量自己在常委能呆几天?”王庶听说便道:“告诉张十,不管待得住待不住,在这儿一天,就干一天的事儿。”
张十(宋人习惯用排行称呼,如赵九、韩五、岳五等)他之所以如此警觉,是吃过亏的,小他十七岁的岳飞,曾经就是他的小弟。


2.议和与收兵权,亦因亦果?
此时王十的小弟岳飞,则急于请战,甚至声称:“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
今年不让我出兵,“旌节”还给你,我落个清闲。


注释:宋承唐制,将一些要冲大郡作为节度使的“节镇”。但节度使只是虚衔,一般“不必赴镇”。节镇和武将的军事辖区也无须一致。例如清远军设在广南西路的融州(治融水,今广西融水县),而岳飞本人从未去过此地。
凡封拜节度使,朝廷要授予一套很威风的“旌节”,包括龙、虎红缯门旗各一面,画白虎的红缯旌一面,用一束红丝作旄的节一杆,麾枪两枝,用赤黄色麻布做的豹尾两枝。全套旌节共五类八件,都用黑漆木杠,加以种种装饰,制作精美,旌节自宋廷发出后,沿途所至,宁可“撤关坏屋,无倒节礼,以示不屈”。隆重而别致的“建节”仪式,特别用以显示节度使是武人升迁梯级中最荣耀的虚衔。(王曾瑜《岳飞新传》)然而这些,岳飞从未放在眼里。

岳飞作为伪齐和大金的境外敌对势力,一直孜孜不倦的渗透瓦解伪齐内部,此时成效颇为可观……伪齐官兵纷纷倒戈降宋。一批又一批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岳家军的,也有投其他屯驻大兵的。此外,应天府(金、伪齐改名归德府)还爆发了二万伪齐军的起义。敌人军心不稳,民心不服,确是北伐良机。《岳飞新传》而岳飞却被禁锢在辖区内,坐卧不宁,如同动物园里下午两三点钟的饿狼。
《岳飞新传》四月,新任枢密副使王庶到江、淮前沿视师。岳飞得知此讯,立即写公文 “咨目”给王庶,说: “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
岳飞和王庶会面后“抵掌击节”,慷慨陈词说:“若失今日机会,他日劳师费财,决无补于事功!”
王庶虽主张收兵权,(尤其像张俊那样的大将)但是反对议和。回到行在,他以一对三,然势单力微。


政局波谲云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绍兴八年十月 金人有许和之议,上与宰相议之,赵鼎坚执不可讲和之说,秦桧意欲讲和。一日朝议,宰执奏事退,桧独留身奏讲和之说,且曰:“臣以为讲和便。”
  上曰:“然。”桧曰:
  “讲和之议,臣僚之说皆不同,各持两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与,则其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
  上曰:“朕独与卿议。”
  桧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虑三日,然后别具奏禀。”
  上曰:“然。”
  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坚,犹以为未也,乃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虑三日,容臣别奏。”
  上曰:“然。”
  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坚确不移,方出文字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上欣纳之。鼎议不协,遂罢宰相,出知绍兴府。
    此,高宗和秦桧以议和为一致目标,形成联盟,“这样的动作很明显地是要排他地独占政治权力,是一次非军事性的政变。”语出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其实日本人神经过敏了,这不过是荆国公与宋神宗,宋徽宗与蔡京,君相合一的再现。朱熹所谓:“脋主擅权”。
不得不说:秦桧确实有手腕。相比岳飞,绍兴七年三月九日寝阁之议,三月十一日(两天后),就给高宗上了《乞出师札子》。
宋高宗决意讲和,虽不乏力排众议的勇气,但也不能不考虑大将的意见。绍兴八年 (1138),高宗宣诏岳飞入朝。岳飞则上书“乞归田野,以养残躯”。
高宗以“疾速前来行在”、 “不许再有陈情”措辞严厉诏旨,迫使岳飞来到临安。接见时,宰相秦桧也在场。高宗向岳飞声明出于孝悌的苦衷,主张议和。岳飞说“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藏,恐贻后世讥议!”高宗“默然”, “秦桧衔之”。
韩世忠亦不同意议和,绍兴八年十一月,他就得到密报,通知朝廷:“金人欲要陛下如刘豫相待礼数……且刘豫系金人所立,陛下圣子神孙,应天顺人,继登大宝,岂可相同哉?”
只有张俊见风使舵。
高宗秦桧推出合议的正当性
1.强力推出孝悌,以为迎回先帝梓宫,母后、皇兄,为议和的正当性目标。(此条款其实为赵鼎提出)
2.不可能打败金人,收复中原。
3.休兵,减税负,抬出江南民力涵养论为议和正当性的筹码。
反对派瞬间集结:
坊间反应激烈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八年十二月
军民时出不平之语,闻之有可骇者,上自大臣,下至百执事,朝夕惴惴,恐此礼一行或生意之变。阖城百姓,有终夕不能寐者。而近甸、常、润、会稽之间民悉不安。
士大夫群议汹汹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八年十二月,引吕中《大事记》
桧虽以和议断自圣衷,而人心公议终不可遏,争之者,台谏则张戒、常同、方庭实、辛次膺,侍从则粱汝嘉、苏符、楼炤、张九成、曾开、张焘、晏敦复、魏矼、李弥逊,郎官则胡珵、朱松、张广、凌景夏,宰执则赵鼎、刘大中、王庶,旧宰执则李纲、张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许?、潘良贵、薛徽言、尹焞、赵雍、王时行、连南夫、汪应辰、樊光远交言其不可,大将岳飞、韩世忠亦深言其非计,而胡辁乞斩王伦、泰桧、孙近一疏,都人喧腾,数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
反对派驳斥议和的不正当性
1.复仇论2.金人不可信3.民族自尊论4.舆情反对论。
前三条不过陈词滥调,意气用事,毫无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条:舆情反对论。当时的士大夫是这么理解的
(一)范如圭: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臣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从之。於今日天下军民,岂肯听吾君,北面而为仇贼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惮於屈己,天下军民以爱君之故,不肯听主上之辱身,用此拒虏(改作敌)不为无辞。
你当皇帝十二年,别忘了,是天下臣民拥戴,才让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却面北称臣,委屈自己,说什么思念父母兄弟?天下人爱护你,怎能让你受仇敌羞辱,就算你自甘堕落,我们也不答应,杀敌拒虏,绝无二话。
(二)胡铨 著名的《戊午上高宗封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敌,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夫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
(三)方庭实
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有祖宗累积之基,有长江之险,有甲兵之众,群臣、万姓、三军,皆一心欣载陛下,陛下纵未能克服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于虏乎?陛下纵忍为此,其如中国何,其如先王之礼何,其如天下之心何!
不指望你收复失地,可还能固守江南,干嘛这么臭不要脸,火烧屁股的乞和?就算你不要脸,国家呢?先帝呢?天下人怎么想?
他们核心意思是:不是不可以议和,是和是战,得取得天下人的共识,而不是你们君臣私下能定夺的。再说高宗即位并无先帝正式点名授权,而是军民臣推戴而成,皇帝以天下为私产而秦桧脋主擅权,是极为不当的。绍兴八年,表面上是南宋战争与和平的争论,实则是南宋政权基本性格的争论与选择。
我看许多历史学者,对这段历史的分析,以及为秦桧翻案的文章,说秦桧不过是个极为现实的政治家,多是从经济财税,或归结为党争,认为抨击秦桧的都是主战派,意气用事而已,不考虑国力等等,来论述南宋不能战,而需和的必然性。其是细读,就知道,反对秦桧,并非一定主战。
历史从来没有必然性,这种论调,就像股评专家,昨天大盘跌了,今天找出一大堆下跌的理由因素,旁征博引印证其必然,既然有必然性,你怎么不预言一下明日股市的涨跌?或者自己买了闷头发横财,何苦抛头露面,摇唇鼓舌,都是马后炮。
到是寺地遵,日本学者,一针见血,道出绍兴八年这段政治风波的实质。“高宗秦桧走向家产国家,皇帝专制之路;反对派则持皇帝机关说,皇帝官僚制国家……皇帝的地位不是私物,是传统意义的公器,这是一种皇帝机关说的创发。”语出: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寺地遵毕竟是日本人,没见过大世面,这怎么是创发呢?原为北宋开国皇帝定下的祖宗家法,艺祖皇帝有言曰: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
胡铨,范如圭,方庭实,不怕死吗?莫说明清,较之当代,谁敢质疑XXX的天下?但是赵构秦桧恨他们恨得压根痒痒,也不敢杀他们,只好把他们远远的贬窜。难到赵构是纳谏的明君?怎么会。高宗之所以不敢,缘自宋太祖制度建设:誓碑。
艺祖的誓碑 异见者的安全气囊
唐代结束门阀贵族,科举取士,并在边境设立节度使拱卫国防,李家有胡人血统,并不太重视儒学,而崇尚佛教。大唐以极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才有国际大都会长安的繁华,出现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外国人在朝为官,胡人掌兵建节。
安史之乱唐由盛转衰,中央日趋衰弱,藩镇则日渐儹越,又经黄巢造反,昔日辉煌的大唐帝国正式结束在黄巢的部将手中。

开启五代十国。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十个割据政权: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合称十国。
中国人终于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五十年间,真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无视秩序,藐视权威,枪杆子里出政权,丛林法则至上的时代。
改朝换代如同黑帮片不断上演,黑帮与黑帮之间,老大与小弟之间的混战对砍。今天的皇帝,明天就可能被自己手下大将杀掉,大将再作皇帝。如是循环往复。黄袍加身可非宋太祖的原创,他的老上级郭威,亲自师范,建立后周。


太祖自身亲历。公元960年,陈桥兵变,他的大宋虽夺自柴世宗的孤儿寡妇手中,因有军人支持,并未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太祖还承诺厚待柴家后人。
然而宋太祖自己以武人夺天下,深患其他大将上行下效,才杯酒释兵权。他对大将说: “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不亦善乎?我想这话也是赵构想问岳飞的。)
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一个政权总要有人支持,谁呢?宋太祖极为明智的选择了以儒生士人为基础的士大夫。与书虫共天下,总比与虎狼共舞来得安全。
为得到士人支持,宋太祖拿出最大的诚意,艺祖皇帝有言曰:
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


部选拔上,公开透明科举取士。思想意识上,立誓碑,发毒誓,开放言路,保证言论自由,言者无罪。
举例说明,好多例子了,宋史中俯首皆是,就说一个极端点的
熙宁四年(1091年),宋神宗欲启用王安石变法。神宗、王安石、文彦博等在讨论募役法之利害时,文彦博奏对:"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很多人批评这句,把士大夫想象成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p民没有话语权。恰恰相反,士大夫不世袭,常更替,保持流动性和新鲜感。p民只要够优秀,够精英,通过科举就可上升为士大夫阶层。

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书的成本降低,官方又大力鼓励教育,国家设太学,民间有冬学。宋真宗御制《劝学篇》: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车马多如簇。

多少寒门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最典型的范仲淹,在民间具有极正面的示范效益。这些士大夫来自各个阶层,不问血统,英雄不问出处,评价标准只一个,学问好。北宋出现很多能作死的士大夫,身居要冲,代天牧民,议论朝政,同时又是大文豪,士人领袖,著书立说,道德文章。他们既非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又非愚昧无知的民粹主义。即便他们党争失败,遭到贬谪。还有宋太祖的誓碑,保全他们的生命。苏东坡在海南的豁达洒脱,不光他个人性情所禀,更有宋太祖的制度保障。

让我们看看,宋人心目中英明伟大宽仁大度的艺祖皇帝誓碑内容:
南宋的陆游《避暑漫抄》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錀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錀,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赵匡胤亦是个很好玩的人,除了没有黄袍加身,岳飞跟他确实很像,无怪冤狱中,万俟卨会把他和艺祖并论。艺祖的誓约庇护后世士人大臣多矣,但却未能保护自己的性命功业还有岳飞。北宋逼仄格局的拓展,亦止步于太祖去世。


例外
遍两宋,大开杀戒的事件只有三起,皆出自宋高宗一朝。
张邦昌,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岳飞。


第一例:张邦昌被逼迫成为金国树立的伪政权大楚的皇帝,不久,他就主动退位,拥戴赵构。但是李纲回朝廷之后,既要对抗外虏,又要对付张邦昌的主和势力,所以李纲力主诛杀张邦昌。以震朝纲。赵构因为皇位是张邦昌送的,还很舍不得呢。他被杀虽冤枉,尚有可说。


第二例:陈东 :大名士,著名学生领袖。靖康元年正月,金军围攻汴京,他二月十四日率领大学诸生集在宫门外请愿,要求起用抗战派代表李纲。钦宗被迫恢复了李纲的职务。金兵北撤后,钦宗又罢免李纲。
高宗即位后,李纲为相仅七十五天即遭罢斥。陈东为此连上三书论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请高宗亲征,迎回二帝。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登基即位,如宋钦宗回来,如何自处?欧阳澈“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高宗恼羞成怒,将他们处斩。
这是宋高宗登基之初,由于他从未被当作储君来培养,以为当上皇帝可为所欲为,又有奸臣在侧挑唆,大开杀戒(对两宋来说,就是大开杀戒)。虽然曹勋在《进前十事札子》里告诫过他:此札子共包括十项内容,其中第一条提到徽宗向他交代的一段话:
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但是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处斩上书言事者,结果,掀起轩然大波,差点皇位不保。他立即怂了,忙着给两位死者赠官,派人祭墓,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他哪里是悔,他是怕了,把错推给黄、汪。伪齐刘豫公开为陈东和欧阳澈在应天府立庙,以彰其过。


第三例: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



如卫生巾一样贴心的秦相国
回到绍兴八年,此时的宋高宗和秦桧,尚未取得对朝廷的绝对控制权,尤其兵权,并不在皇帝手中,碍于祖宗家法以及本已汹汹的舆论谴责,虽对上书者痛恨切齿,也只是贬窜。

和议过程


(一)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宋钦宗)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
绍兴七年:宋高宗派遣王伦迎奉梓宫,到达北方,完颜挞懒(昌)按照“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对王伦说:
“好报江南(金方不用宋的国号),既道途无壅,和议自此平达。”
完颜挞懒(昌)以归还宋徽宗的梓宫(棺材),宋高宗的生母韦氏,以及黄河以南的土地为诱饵,发动政治攻势。
王伦在绍兴七年十二月回朝,宋高宗不料自己十一年来朝夕盼望的和谈实现在即,心中大喜,却又装出愁眉苦脸的表情,说:
“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宋钦宗)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
他正式表示愿不惜一切代价,响应金朝的和谈之议。就在此时岳飞很没眼色的向朝廷提出增兵,宋高宗回复说:
“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势虽未至此,然与其添与大将,不若别置数项军马,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 《岳飞新传》王曾瑜


(二)金国毫无诚意导致群情激奋
然而金使“通古所持诏,其辞不逊,上皆容忍之。”抵达行在却说:“先归河南地,徐议余事。”更有甚者,按金方规定的礼节,宋高宗必须面北跪拜于张通古的足下,接受诏书,“奉表称臣”。昔日刘豫不过是当“子皇帝”,现在宋高宗自愿称臣,自然更卑辱十倍。但宋高宗实际上仍盘算着采取包羞忍耻的态度。至此,朝议沸腾。更重要的是,大将的态度:
杨沂中,也同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解潜、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韩世良到都堂见秦桧,说: “闻官家受敌书,必欲行屈己之礼,万一军民汹汹,即某等弹压不得。”他们还强调,今张俊、韩世忠、岳飞虽在外地,恐他日为彼等斥责,故难以协助。


(三)秦桧集团的应对
秦桧的心腹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在金使还未入行在,就向皇帝献言:“礼不行而事定。”
向杨沂中、解潜、韩世良约定:第令计议使取国书,纳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礼数。”
上奏说:今日金人既遣报使,赍书而来,倘若不受,必至归曲于我。一日兴师,彼则有辞,此和议固不可坏。而礼文之间,动輙过当,若不度利害,勉而从之,则堂堂中国,一旦遂为敌人屈已。”
不能归曲于我,另彼兴师有辞,和议固不可坏。礼仪上也不能过当。(跟金人多讲理呀。)
于是让王伦与金人反复磋商。期间百官提出各种反对论,慎重论。
戊寅,句龙如渊与李谊入对,帝曰:「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帝辞色俱厉。如渊曰:「今日事势,与在明州时不同。」谊曰:「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与之商议,取其稳当乃可?」帝不答,久之曰:「王伦本奉使,至此亦持两端;秦桧素主此议,今亦求去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八年十二月。
情势对秦桧相当不利。
庚辰,尚书右仆射秦桧见金使于其馆,受国书以归。初,欲行代受书礼,桧未有以处,因问给事中直学士院楼炤,炤举《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之语,桧悟,于是帝不出,桧摄冢宰受书。张通古欲索百官备礼以迎,桧乃命三省、枢密院吏朝服乘马导从。当时以桧首创和议,致亏国体,观者莫不愤叹。《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宋纪一百二十一
注释:《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一句意思是,殷武丁服丧三年,沉默不语。于是秦桧摄冢宰受书。张通古欲索百官备礼以迎,桧乃命三省、枢密院吏朝服乘马导从。秦桧让临时工穿上朝服,装扮成大臣,迎接张通古。不管怎么说,不要脸也好,下三滥也好,和议已成,。
秦桧更打算乘机“撤武备,尽夺诸将兵权”。


定国是
学王安石,定国是。神宗和王安石,不许“异论相揽”,高宗和秦桧“不许臣下干与”。何其相似?

范如圭已看破这一点:
夫以盈廷纷议,竟不能夺一桧之议者,其说亦有二焉。其一倡孝悌之说,足以动人主之听。其二则立三日思虑之言,有以坚人主之心。嗟夫!秦桧倡和议而藉口于孝悌,是以蔡京欲行绍述,而借继志述事之说无异也。秦桧欲议之不摇而要君以三日思虑,是与安石欲行新法而要君以讲学术之说无异也。
绍兴十年五月,金人败盟来攻,战争重起。
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有小变,则更用他相,后来者未必贤,而排黜异党,纷纷累月不能定,愿陛下以为至戒。」帝深然之。桧力排群言,始终以和议自任,而次翁谓无主议者,专为桧地也。于是桧位复安,据之凡十八年,公论不能撼摇矣。
《朱子语类》卷一三一称:王次翁被“秦桧召来作台官,受桧风旨治善类,自此人始”。
勾龙如渊出任御史中丞,人皆骇愕。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
时秦桧方主和议,力赞屈己之说,以为此事当断自宸衷,不必谋之在廷。帝将从其请,而外论群起,计虽定而未敢毕行。如渊言于桧曰:“相公为天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遂矣。”桧大悟,遂擢如渊中丞,人皆骇愕。

国是在理论上要由大臣和士大夫共定,高宗和秦桧二人私下附和和议,究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秦桧又有第二着棋,引进大批附和合议的人,并且把他们放在台谏的位置上,制造舆论。如勾龙如渊,施庭臣,莫将三人尤其著名。《朱熹的历史世界》


绍兴八年十二月丁丑张焘和晏敦复特别上奏:
彼施庭臣乃务迎合……姑为一身进取之资,不恤君父屈辱之耻,核实定罪,殆不容诛。乃由察官超擢御史!夫御史府,朝廷纪纲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龙如渊以附会此议而得中丞,众论固已嗤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而跻横榻,一台之中,长贰皆然,既同乡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变乱是非,岂不紊国家之纪纲,蔽陛下之耳目乎?众论沸腾,方且切齿,而莫将者又以此议,由寺丞而擢左史。如渊、庭臣,庸人也,初无所长,但知观望。而将,奸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为?陛下奈何遽与此辈断国论乎!


还记得绍兴八年,岳飞的噩梦吗?他梦醒后,恰好辛次膺路过他的辖区,他死皮赖脸的非要请人家吃饭,可知岳飞绝非政治小白,他深知台谏之于朝政和自身的厉害。他将自己的安危冀望于体制的保护,然而辛次膺亦被排挤,不复为台谏。其实支持岳飞北伐,甚至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土壤亦随赵鼎罢相而沙化。

李光出任参知政事
赵鼎以及赵鼎系官僚下台后,秦桧尚未完全掌握政权,他又要排他,又要谋求支持。因为提出江南民力涵养论,也是寻求江南本土地主官僚的支持,拉拢江南士人层,权宜之计,援引李光任参知政事。


秦桧与光初不相知,上意亦不欲用光,欲籍光名以镇压耳。,桧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上乃许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
李光名士,在江南会稽等地,颇有人望。“近会稽之民,以李光鼓惑,遂至于纷扰者累日,今闻(范)同与朱翌邵大受等又往家焉。……万一会稽藩辅,为之震动,则远方闻之将如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四。


这缘于李光自北宋末年,就与“倚法营私”“挠法营私”权门层,针锋相对。
《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第一章》论述,南宋政权确立初期的政治主体,分析秦桧实为北宋末年权门层的余党。所谓权门层以蔡京(宰相)为中心,附以王黼(财务官僚),童贯(宦官、军人)、朱勔(江南豪商),团结在宋徽宗周围,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团。
所以李光并不对高宗秦桧的抬举,有丝毫的领情,相反,他不同意秦桧加强地方搜刮,将财政集中于中央的财政政策。


不满秦桧结党营私
《中兴遗史》初,李光荐吕广问于秦桧,桧不答。后广问因与秦桧致争,桧憾之。光尝言桧所用皆亲党,略无公道,他日必误朝廷。一日光与亲戚干桧求差遣,数日未有报,光再见桧,因申前请,且曰此人孤寒。桧大怒,以为其讥己任用者皆豪富人也。台官翌日即言光之罪,遂罢参知政事。
俩人因郑亿年人事问题为导火索,爆发冲突,李光失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
十二月辛酉,参知政事李光罢。光与右仆射秦桧议事不合,于上前纷争,且言桧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铸因劾光狂悖失礼。光引疾求去,上命以资政殿学士出守。言者又击之,后三日,以光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反对收兵权《李光传》既而桧议彻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光极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彻。桧恶之。桧以亲党郑亿年为资政殿学士,光于榻前面折之,又与桧语难上前,因曰:“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桧大怒,明日,光乞去。
李光之得以就任执政,不过是为了推动议和,取得江南士人支持,而妥协怀柔策略。然而这种关系原出自一时妥协,之限于怀柔之用。至郑亿年人事问题为导火索,李光离开权力中枢。
至此江南民力涵养论宣告破产。


岳五反应低调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高宗因乞和成功,立即宣布大赦,并对武将一律加官进爵,借以粉饰太平,平息军愤。
岳飞当即命幕僚张节夫起草一封谢表。相比绍兴八年的朝议汹汹,他的谢表真是客气温和的了。
“窃以娄敬献言于汉帝,魏绛发策于晋公,皆盟墨未乾,顾口血犹在,俄驱南牧之马,旋兴北伐之师。盖夷虏不情,而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图苟安而解倒垂,犹之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
“臣幸遇明时,获观盛事。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益币者进。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雠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
除此之外,仍旧接二连三地上奏恳辞官封。


实则贼心不死
和议成,范如圭请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人褭与焘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帅臣岳飞济其役。
岳飞曾上奏:“欲乞量带官兵,躬诣洒扫”。宋廷批准此奏,命他与赵士(左亻右褭)、张焘同行。岳飞正真目的,深入前沿,观察敌情,他在另一份上奏中说:
“北虏自靖康以来,以和款我者十余年矣,不悟其奸,受祸至此。令复无事请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边境。 又刘豫初废,藩篱空虚,故诡为此耳。名以地归我,然实寄之也。臣请量带轻骑,随二使祗谒陵寝,因以往观敌衅。”《金佗稡编》卷12《论虏情奏略》。
我真是不理解岳飞,自己心里明白就完了,干嘛要上奏朝廷?显你乖是吗?


宋高宗秦桧,十分惊慌,急忙连发诏札到鄂州 “令岳飞更不须亲往”,“差将官一两员,部押壕寨人 匠、军马,共一千人”护送焘与士<亻褭>前往。岳飞不顾朝廷限制,特命同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张宪率兵护送。


《齐东野语》……判宗正事士<亻褭>衔命道荆襄宛洛,只谒巩原。道过南邓,岳飞止之曰:“金虏无信,君宜少驻。”<亻褭>以上命有程辞去,不数舍,烟尘四起,军声嚣然,于是失道南奔,遇大军,望之岳帜也。遂驰就之,飞笑曰:“吾固谓君勿行,正虑此耳。已遣董御带牛观察至前与之交锋矣。兵胜败无常,君王人且近属,吾当以兵卫送君。”行数里,两将捷音至。盖<亻褭>未行前一日出师也。其后飞下狱,<亻褭>极辨其无辜,非惟感恩,盖亲见其用兵神速耳。

赵士<亻褭>是宗室,而且对高宗有拥立之功,论辈分还是高宗的叔叔。因祭扫八陵,亲历岳飞英雄救美,才有惊无险,得以平平安安回家来。很佩服岳飞用兵神速。后来岳飞下狱,他以全家百口保岳飞无罪,结果编管,可能死于贬所(我忘了,懒得找史料了)。

焘与士<亻褭>道武昌,出蔡、颖,河南百姓欢迎夹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图今日复为宋民。”九年五月,至永安诸陵,朝谒如礼。陵前石涧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涌溢,父老惊叹,以为中兴之兆。
焘等入柏城,披鉏荆棘,随所葺治,留二日而还……上奏:“金人之祸,上及山陵,虽殄灭之,未足以雪此耻,复此雠也。”上问诸陵寝如何?焘不对,唯言“万世不可忘此贼。”上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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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7-2 13:48:46 | 只看该作者
陵前石涧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涌溢,父老惊叹,以为中兴之兆。
老百姓好可伶。若是汉光武帝、唐太宗,柴世宗,宋太祖,中兴尚可有望,而他们的皇帝,确是两宋以来最不堪的玩意儿。

建炎三年(1129)明受之变后金兀术“搜山检海拿赵构”,宋高宗被 追得走投无路,于是修书一封致金军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粘罕)说:“恭维元帅阁下,以宗英之重,行吊伐之师,谋略如神,威权不世。其用兵之妙,与皇帝争驱。……仗望元帅阁下,恢宏远之图,念孤危之国,回师偃甲,赐以余年。……大军一回,则数百万之生灵,永保家室;数万里之山河,永成井邑,亦大国之利也。……社稷存亡,在阁下一言,某之受赐,有若登天之难,而阁下之垂恩,不啻转圜之易,伏惟留神而特加矜察焉。”

如同胡铨的质问:陛下竭民膏血而不恤……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今无故而反臣之?

钱穆在《南宋与金之和战 》中论述道: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听李纲、宗泽,只是不愿冒险。其后不用韩岳诸将,一意求和,则因别有怀抱。


士大夫阶层早就看清了宋高宗的成色,他们也直陈力谏,也算刚直强项,虽有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他们自此离开中枢。就像先前的李纲,宗泽,张浚,赵鼎一样。
宋初,民智渐开,宪政模式微萌。本来王安石变法为富国强兵,但最终导致皇权与特定势力的媾和,利用制度缺陷,排除异己,形成利益集团,以谋国为名,实则贪功谋私。皇权与相权渐趋于一元化,祖宗家法成为空谈。北宋之亡覆,亦缘于此。
本来,靖康之耻,是一个绝好的重新洗牌的机会……即便立了宋高宗,李纲虽不见用,宗泽固守京师,招募豪杰,已成其势。高宗既已南逃,忍弃中原。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宗泽何以不裂地自固,把李纲的藩镇政策贯彻到底,名义上仍尊崇朝廷,但是开封措置,朝廷也别插手,何以忧愤而死,以至杜冲之来坏事?
宗泽的困境,也是岳飞的困境,也是后来孟珙的困境。他们都明确,天下不是皇帝的私产,但是如何制约极权,将其纳入秩序之内?他们虽被褐怀玉,手握重器,却为儒家思想所裹足掣肘,坐失良机,放逐自我,将命运交给老天。
之后的儒生,并未接受如此惨痛的教训,反而你争我斗的要跟权力媾和,连共治的念头都没有,更别提分权。掌权时,气焰熏天,打击异己,失势时,若丧家之犬,身败名裂。如此循环往复。陷入酱缸,无能自拔。
文天祥云: “社稷为重, 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 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清康熙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十九有《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
康熙帝并非自作多情,他也不是在皇帝的位置上意淫。至今依然不乏成日为当忠臣奴才而蝇营狗苟的东西。他们早已没有文天祥那样的理想。无非寄生赘疣而已。
西方有谚云:上帝只救自救之人。
佛家言:求人不如求已。
两条微博很好玩
@老子叹曰一个出租车司机说:自打先秦以后,天朝就木有给人类思想史作出神马建设性的贡献,为毛?答:问题都出在那个犯二的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统一思想。
@石讷shine:秦制肇端之后,中国永久失去了什么?古典联邦(封建,复合制国家结构)、思想多元化。郡县制中央集权窒息了创造力,形成政治崩溃周期率。
两宋之交,本有望突破此困局,然而……你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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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4 07:45:04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颇有见地的论文,着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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