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大清藩篱岳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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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还责令蔡珽与西安巡抚石文焯二人旁听，这其中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杀鸡儆猴那样浅显了。
  程如丝如实交代了两年时间收取税银十万两，只向朝廷解送四万两，以及向蔡珽、佛喜、法敏等人行贿的事实。佛喜于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十六日，由刑部侍郎黄炳题奏斩立决，法敏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撤职，并交刑部等九卿查办。七月二十九日，蔡珽以十八条罪状，程如丝以欺罔贪婪之罪分别被判处斩立决。后来，雍正将蔡珽从宽发落改为斩监候，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登基后被赦免。而程如丝不仅自己作奸犯科，还是许多重要人物的污点证人，自然不会有好下场，于是，他在监狱中选择了自缢身亡，结束了政治暴发户的罪恶人生。石文焯也因企图替程如丝开脱而落罪受罚。
  从夔州税银案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场是何等贪婪、腐败和险恶。岳钟琪因向来不与官吏结党营私，而越来越被满族贵族和一些投机钻营之辈视为异类，日益受到他们的诬陷和攻击。这些人犹如非洲草原上成群结伙的豺狗，一直窥视着猎物的一举一动，一旦有可乘之机，他们便会群起攻之，置之死地而后快。对身居要津的汉人总督岳钟琪而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高处不胜寒”，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万劫不复。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二十二日，不堪承受多年征战留下的病痛之苦和横遭猜忌暗算的岳钟琪鼓起勇气向雍正提出辞去川陕总督，改任甘肃提督一职的想法。可是，雍正不仅没有允准岳钟琪的辞呈，而且还派曾参与纂修《医宗金鉴》的御医刘裕铎于六月二十七日前往西安为岳钟琪诊病疗伤。尽管有皇帝撑腰，但那些躲在阴暗中的潜在威胁还是让他防不胜防。
十一、造反流言
  明末清初，因战乱致使四川人口锐减，南方更省流离失所之人陆续涌入四川。从雍正三年(1726年)以来，大批湖广一带的灾民相继逃荒进入天府之国四川。为了“杜流移之患”，使这支数万户的大军不至于成为影响稳定的因素，岳钟琪会同巡抚宪德设法安插，让他们开垦荒地，并以耗羡备用银两为他们购置牛具籽种，生活逐渐稳定下来。由于这些人员来自多个省份，成分十分复杂，而且居住分散，咨查造册工作无法及时跟进，为了争夺土地，民间纠纷愈演愈烈。失地流民不务正业，有的好吃懒做，无事生非，有的甚至组成会道帮派，结伙横行一方，这些人逐渐成了祸害四川的一大隐患。制造岳钟琪造反流言的事件就是这一问题的现实体现。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十七日午时刚过，四川成都府大街上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摇摇晃晃往前走，看起来有些疯癫。他双手拿着石头，边走边回头追打尾随其后狂吠的狗仔，而且口中嚷嚷道：“岳公爷率川陕兵丁造反了，四个城门都开有黑店，杀人无数吆……”谣言如晴天霹雳，迅速传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一时间真假莫辨，人心惶恐。巡街兵丁迅速将此事禀报新任四川提督黄廷桂。按照大清律疯病之人要予以拘禁，更何况他还指称总督谋反，问题就显得异常严重。黄廷桂闻报非常紧张，他命令将此人即刻拿获，送提督衙门审讯。
  据此人供称，他是重庆府长寿县人，姓卢名宗汉。从他口中只得到这一点有价值的线索，其余情况一概不知。为了尽快查明原委，黄廷桂不厌其烦细细追问。这老头忽而说自己的田土被人侵占太冤枉了，忽而说要找总督大人告状，忽而又说浑身病痛难忍，言辞颠倒恍惚，似疯似癫，一时难以判断真伪。黄廷桂立刻派人寻找其家人，几经周折才将其子卢士相、侄女婿于宾侯以及在同一家旅店住宿的贺敏公等人传唤到案。经过询问，这才真相大白。
  原来这卢宗汉确系长寿县人，是多年前由湖广黄州府麻阳县逃荒而来的。五年前他将自己的田地卖给同县人任再为，后来，他想赎回自己的田地，但任再为不答应，并说“不管你告到哪里我都不怕你”。卢宗汉一气之下，从正月出门走上告状之路。他先告到了重庆府川东道衙门，在这里不仅没有准他的状，还让他受了十五大板皮肉之苦。这下他更咽不下去这口气了，三月份，他来到成都府，先后在巡抚衙门和布政司衙门都投了状纸，但由于是农忙季节，衙门都停讼了，没有受理他的诉状，他就想再到总督衙门去告状。就在此时，卢宗汉陡发疯症，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发起病来自言自语，尽说些胡话。同住一室的贺敏公劝他赶快回家去，可他执意不肯走。在成都府做卖酒生意的侄女婿于宾侯也劝他，他还是听不进去。于是，于宾侯便捎信给卢宗汉的儿子卢士相来领人，还没等卢士相到成都，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六月二十一日，黄廷桂将卢宗汉交成都县知县王绍文看押。因事关重大，不敢隐匿，他赶紧据实缮写奏折，派自己的提标千总段起贤直接驰送京城。
  就在同时，正在成都处理云贵川边界事宜的岳钟琪也得到了报告。六月十九日，岳钟琪将此事率先明奏雍正，语气庄重自然，显得非常平和。因为对他而言，说他造反的人何止今天的一个卢宗汉，潜藏在身边想陷害他的大有人在。他不想为自己辩白，只是希望皇上能够明察此事，还自己一个清白。同时，岳钟琪对雍正擢拔儿子岳浚为山东布政使一事表达了由衷的感激。
  接到奏折后，雍正先是一惊，随后，他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朱批道：“可发一大笑。”但很快，雍正还是决定要彻查此事，看看到底是卢宗汉“本人自出此言含沙射影”，还是“别有指使之人猜忌报复”。因为自从岳钟琪总督川陕以来，在雍正面前议论、诽谤岳钟琪的人不在少数，“不但谤书一箧而已”。甚至有人说岳钟琪作为岳飞的后人，“意欲修宋金之报复”。雍正没有被这些言语所左右，表现出了一位最高统治者应有的领导自信，这对于性格多变的雍正而言确实很难得。为了安慰岳钟琪，雍正在朝内大臣面前称赞岳钟琪“懋著功勋”，是自己信得过的忠臣，所以才会“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他甚至断言这件事“或蔡珽、程如丝辈怀挟私怨，暗中指使”所为。他将此事定为诬谤国家大臣重案，交由刑部侍郎黄炳与四川提督黄廷桂会同严审。经过严厉审讯，卢宗汉始终没有供认是受人指使。八月初六，黄炳与黄廷桂将卢宗汉打入死牢，并以整饬民风为由，提请“拟斩监候”，得到雍正的同意，并于秋后斩决结案。
  此事结束后，岳钟琪细细思维，他开始意识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同年十一月他上书朝廷，请求遴选贤能司官到四川查丈土地，一是帮助解决隐瞒土地的问题。二是对有冤抑下情的百姓准其控告，由各级官员秉公处理；对所控虚妄的，按照诬告罪加等惩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许多遗留的土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四川民风为之肃然。　　
第十二章 西藏内战
  自康熙末年清军完成驱准安藏之后，清朝在西藏实行了噶伦制度，西藏事务交由康济鼐、隆布鼐以及阿尔布巴等人负责管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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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济鼐位居噶伦之首，是因为他抗击侵藏的准噶尔人有功，深受朝廷信任，但在任命时附加了一个条件，即一旦西藏再次出现外敌入侵，“康济鼐即专任领军抗御而免办噶伦之事”。在清军撤出西藏之前，年羹尧在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初三曾建议，一旦驻藏官兵撤离，西藏一切事务可以交给康济鼐总领，并与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札尔鼐商办，康济鼐必须从他驻守的阿里地方来拉萨，阿里则可由康济鼐拣选其所深知可信的人代驻。但是，由于此时的年羹尧已经失势，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雍正的同意。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周瑛、常保率清军撤回内地，西藏事务交由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共同管理。表面上看，似乎实现了藏人治藏。此后约一年时间内，清朝在西藏既没有驻官，也没有驻兵。也正是这一段时间，西藏高层内部争夺权力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了西藏内战。
一、康济鼐遇害
  康济鼐本名镇南结布，原是拉藏汗时派驻阿里三围的噶伦。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准噶尔入侵西藏时，他率领藏兵击溃了四十人的准噶尔小分队，保护了拉藏汗在阿里的家族财产，从而得到了拉藏汗的信任和器重，自此平步青云，走进了西藏的权力核心。自从康济鼐成为噶伦首领后，噶伦内部便开始出现分裂。由于康济鼐和颇罗鼐两人都是后藏贵族，而且在抗击准噶尔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二人走得很近。康济鼐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恃功自傲，他从来不把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前藏噶伦放在眼里，这引起了几人的不满，甚至仇恨。当时，达赖喇嘛由于年幼，由其父索诺木达尔札担任保护人。索诺木达尔札是阿尔布巴的母舅，是有血缘的亲戚，关系自不待言。后来索诺木达尔札又娶隆布鼐的女儿为妻，这样隆布鼐也变成了索诺木达尔札阵营的人了。因此，隆布鼐经常唆使阿尔布巴与康济鼐对立，致使康济鼐一度指挥失灵，进一步加剧了噶伦内部的分裂。为此，他曾向雍正提出辞去噶伦一职，但没有得到同意。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岳钟琪派去陪同鄂齐等人进藏的参将王刚向他报告了在藏地的见闻，岳钟琪随后向雍正专折具奏：“细看藏里办事诸人，康济鼐公直不要钱，番民畏服，但恃功自大，是其所短。其阿尔布巴等，待人和好，一味取悦同事，然皆性贪要钱，番民多不畏惧。察其情状，阿尔布巴等与康济鼐接见之时，虽极谦谨，貌似相和，未免与隆巴奈(隆布鼐)等诸人相连一气，而康济鼐孑然孤立者也。再，初到藏时，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札迎接趋跄，甚是欢喜，要与康济鼐一同赴京叩谢圣主。及至颁赏降旨之后，彼即推病不出，亦不赴京，似有不惬意处。”此时，岳钟琪和雍正一样，已经觉察到西藏内部隐隐涌动的暗流。
  由于达赖喇嘛家族与罗卜藏丹津存在姻戚关系，雍正一直对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以及阿尔布巴等人有戒备之心。岳钟琪也始终不信任索诺木达尔札及阿尔布巴等人，并直言倘若有事，担心他们与准噶尔“内外勾连，弃隘不守，实属可虑”。相比之下，康济鼎则更值得信赖，而且岳钟琪赞赏他“存心忠赤”。根据岳钟琪的建议，雍正四年(172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颁发了“总理西藏事务贝子康济鼐”印，并明确了西藏事务由康济鼐总理，阿尔布巴协理。
  自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发生后，西藏与青海、新疆的边界地带一直是防御的重点，一部分重要隘口由清军驻守，还有一些地方由藏兵负责防御。几年间，康济鼐在他所驻守的阿里一带，收留了因躲避战乱流落而来的墨尔根诺颜等几位青海台吉及其部落人等。为了养活这些人以及原属拉藏汗的八百蒙古兵丁，他将阿里一直供养达赖的豪尔措、瓦尔达以及青海玉树等地粮仓的粮食拿出来进行赈济。但他的行为却引起了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等人的反感和忌恨。面对这些人的攻击，康济鼐也不示弱，双方言语相向，针锋相对，甚至互相扬言要杀了对方。
  从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后，双方矛盾已进一步激化，并开始付诸行动。康济鼐与手下商议在达木、喀喇乌苏一带设鸿门宴准备下手解决阿尔布巴等人，但他的话却被叛徒告诉了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等人，隆布鼐、札尔鼐非常害怕，当他们得知钦差大臣将要入藏时，决定先发制人。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索诺木达尔札、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人以“康济鼐与准噶尔暗中沟通”为由，兵分两路前去消灭康济鼐。一路于十三日前往后藏斩杀康济鼐的兄弟及家族，一路于十八日赶往大昭寺，将正在朝佛的康济鼐连同墨尔根诺颜等几位青海台吉以及康济鼐的妻子等人全部杀害。颇罗鼐因妻子生病，向康济鼐告假回了自己后藏的庄园才躲过了一劫。
二、颇罗鼐复仇
  戗杀康济鼐后，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彻底铲除康济鼐的势力。于是，他们再次派兵杀往后藏，意欲消灭颇罗鼐。可是，颇罗鼐也非等闲之辈，有勇有谋，等他们攻到时，他早已做好了准备，阿尔布巴的部队没占到便宜，大败而归。七月十一日，副都统马喇与内阁大学士僧格在沙尔刚拉会见达赖喇嘛后，才得知康济鼐遇害的消息。七月十七日，颇罗鼐一面向雍正发出了“伏祈皇上速遣官兵进藏，剿灭逆魁，以安西藏”的奏折，一面在后藏誓师起兵要为康济鼐报仇雪恨。
  颇罗鼐是一位颇得民心的贵族领袖人物，他将后藏部队与阿里守军集合起来，留下三千人马守卫阿里通往准噶尔的关口，率领其余兵马和百姓，从昂仁到江孜与阿尔布巴的军队展开激战。颇罗鼐利用对方轻视后藏军队的弱点，分兵占领了江孜、协噶尔等重镇，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颇罗鼐不仅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英勇善战，很快，战争局势扭转，阿尔布巴的部队被打得节节败退。著名藏族诗人策仁旺杰曾追随颇罗鼐参加过卫藏战争，并担任过卫区四军右翼指挥官，他在《颇罗鼐传》中对颇罗鼐的指挥才能和英雄气概给予了高度赞扬。在他的笔下，颇罗鼐犹如正义战神一样高大，他描写道，颇罗鼐率军打得敌军像“铁锅里炒蚕豆一样，兵丁们尽显丑态，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前仰后翻，有的戴盔无器，有的执器无盔”。隆布鼐和札尔鼐被吓得目瞪口呆，躲在深深的战壕里不敢出战。　
  八月初四，幸存的康济鼐手下赶到西宁，向达鼐报告了康济鼐被杀的消息。八月十九日，岳钟琪通过询问达赖的两个使者阿兰占巴和阿旺罗卜藏后，也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雍正深恐阿尔布巴等人与准噶尔勾结再次为祸西藏，命岳钟琪与鄂尔泰迅速作出部署，调拨兵力驻守西藏边界地区，准备随时入藏靖乱。为了确保西藏与内地塘报信息的畅通，并对西藏局势进行实地侦察，岳钟琪立即会同巡抚宪德、提督黄廷桂，在四川提标内选派了曾经参加过入藏驱准战争，通晓藏语的千总吴镇率领十六名绿旗马兵前往理塘、巴塘、乍丫和察木多四地，以“协助塘兵递送钦差往来文书”为由，每地安排四名兵丁住塘，及时传递西藏信息。千总吴镇则以查察塘务为名，深入拉里一带探听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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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八日，南路大军到达墨竹工卡河口后，就地驻扎等待与北路大军会师。八月一日，周瑛、查郎阿两路大军会合，并肩进入拉萨。八月二十六日，周开捷也率部抵达。清军入藏部队不费吹灰之力，轻松控制了西藏局势。查郎阿到达拉萨后，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核实，历数阿尔布巴等人的叛乱罪状。九月下旬，奉旨将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十七个罪大恶极之人处以极刑。
  事后，迈禄、周瑛以及永昌协副将马纪师领两千士兵遵旨驻守西藏。十一月下旬，查郎阿率其余进藏官兵由南路撤回内地，达赖喇嘛及其家族随军迁至理塘。查郎阿依照颇罗鼐的保荐，奏请朝廷任命色朱特色布腾、策凌旺扎尔二人为噶伦，管理前藏事务，而颇罗鼐总管后藏并兼管前藏事务。
  岳钟琪具折报告颇罗鼐率兵占领拉萨，擒获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的经过，雍正欣喜地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批示道：“朕实未敢料此举如此轻易完结，实皆赖卿一片忠诚苦心竭力筹划之所致。”清军此次入藏“大兵不发一矢，在西藏未伤一人”，在清军平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与岳钟琪的周密策划和细致部署也是决然不可分开的。
第十三章 投书之祸
  文字狱在我国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宣王时代，这是统治阶级实现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手段，到了清代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制造了清代巅峰文字狱的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康乾盛世”！康熙元年，曾发生了株连甚广的庄廷鑨《明史辑略》案，而乾隆十六年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则掀起了乾隆朝文字狱的高潮。处于“康乾盛世”连接部的雍正朝虽然制造的文字狱规模没有康熙朝大，数量没有乾隆朝多，但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却不亚于康乾两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雍正朝制造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达二十多起，其中就包括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名教罪人”钱名世案、查嗣庭“江南试题”案以及曾静、吕留良案等著名大案。汪景祺案完全是年羹尧事件的牺牲品，而钱名世案与查嗣庭案则是隆科多案的陪葬品。与这三起案件有所不同的是，曾静、吕留良案仅仅因一起投书闹剧而起，到后来竟然演变成一场皇帝与平民的辩论赛，而且还成了皇帝著书立说、出版专著的由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张倬”投书
  纵观大清两百多年历史，除了西部边疆长达一百多年的叛乱外，对其统治地位构成现实威胁的当属此起彼伏的反清复明运动。从满人入关的那一刻起，许多明朝遗臣或汉族义士打着光复明朝汉族政权的旗号，不断掀起反抗清朝统治的浪潮。面对汉人的激烈抵抗，清军在江南等地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等血腥事件。虽然大规模公开的武装抵抗运动渐渐平息了，但蕴藏在田野乡间的抗击声浪一直没有停息过。反清运动转入地下，大多以书院、诗社、武馆等形式出现，通过这种平台志同道合之人抨击朝政，暗中相互联络支持，许多文人墨客还以拒绝应试、做官来表达对清朝的不满和蔑视。江浙、湖广、广东等地由于受到的迫害最重，所以反清情绪也最为激烈。反清复明一类的口号在清朝绝对属于违禁品，因为它首先是易燃易爆品。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西藏内战结束，岳钟琪正在遵照雍正皇帝的密旨秘密筹备出征准噶尔事宜。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措手不及的事，虽然对出征准噶尔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但却在全国激起了久久难以平静的轩然大波。
  二十六日上午，原任甘肃巡抚莽鹄立受雍正皇帝派遣前来西安专程为岳钟琪画像。十时许，岳钟琪刚刚从西郊迎接完莽鹄立，正乘轿返回总督衙门。当轿子行至总督衙门前的西街时，一位书生拦住去路，声称有重要信札要亲呈岳总督，但被随行卫兵“呵止”。岳钟琪掀起轿帘上下打量一番，“见其形貌不似投书官役”，遂命卫兵将书信接过来，只见信封上霍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几个大字。光看这称呼，岳钟琪就觉得事有蹊跷，当即命人将投书之人“交巡捕看守”。
  进屋后，他“密拆”书信，本想细阅，可还没看上几个字，只见里面充斥着大量攻击当今天子的言论，令他不寒而栗，犹如周身泼了一盆刺骨的冰水，从头凉到了脚后跟，他粗粗浏览一遍，落款写着“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当时的感受用他的话说就是“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恨不立取逆兽夏靓烹食其肉”。多年的官场历练加上近年来屡屡遭遇的变故，使岳钟琪逐渐学会了掌控突发事件的能力。他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而马上意识到事关己身，这个案子自己不能独审，一定要有大员在场一同审讯，方可摆脱嫌疑，还自己一个清白。
  他赶紧派人去请新任巡抚西琳与他一起会审“张倬”。可事不凑巧，西琳此时正在校场考验满洲官兵，一时半刻赶不过来。岳钟琪又“不便言明事由”催他前来，只好在后堂“逡巡数刻，忖度逆情”。他觉得这个夏靓敢明目张胆给自己致书，“必非无所依凭，空言相耸”，其背后一定另有主谋。他简直不敢细想，自打当上这个总督以来就一直没有太平过，先别说清廷贵族的暗中诽谤让他充满了步步惊心的恐惧，单单一年前发生的卢宗汉流言案至今还让他惊魂未定。如今又赶上这样一档子事，真是想死都难了。
  一直坐等毕竟不是办法，他便将按察司硕色传来，让他躲到密室监听。然后命人将“张倬”唤入署内，看坐倒茶，“霭颜相接”。岳钟琪强压火气，与“张倬”“亲切”攀谈起来。
  问：“你是哪里人？”
  答：“我以前曾住在江夏，至于现在的住址嘛，恕不能相告！”
  问：“那你的老师现在在哪儿？”
  答：“在广东。”
  问：“如果想见你的老师，到哪里去找他？”
  答：“只要你能答应并做到来信上所说的事，我自然会去接他来见你的。”
  问：“你老师有何高见，竟然敢不远万里命你来投书？”
  答：“我们在广东听说朝廷三次召您进京，您都没去，所以我老师才敢致书给您。等我到陕西后，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三召不应’之说。本想不再给您投书了，但后来又一想，我大老远来一回，不能就这样空回去吧。这才下定决心给您投书的。”
  问：“当今如此盛世，你老师为何要谋反？”
  答：“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
  问：“可陕西百姓不穷，你知道吗？”
  答：“你陕西虽好，我湖广连年大水，积尸载路。”

问：“湖广受灾的不过几县而已，朝廷已屡加赈济。何况比陕西更好的省很多，这你难道不知道？”

  答：“我们那儿的官吏又残暴又刻薄，根本不管百姓的苦楚。”
  问：“你如果不把你老师和你的地址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怎能保证不是我的仇家派你来给我投书设局的呢？我岂能轻信落入仇人的圈套？”
  答：“这个我确实不能告诉你。”
  ……
  面对岳钟琪的步步追问，“张倬”后来只是含糊应答。
  “未末申初”时分，大概就是现在的午后三点左右，西琳赶到。岳钟琪便会同西琳、硕色一起升堂审讯“张倬”。这“张倬”虽说只有二十多岁，但在几位封疆大吏面前还是表现出了一些笑傲王侯的书生气概。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采用通行数千年的最有效办法——刑讯逼供了。他们先给“张倬”上了数十刑杖，到后来连夹棍也用上了，可他宁死不屈，始终不肯如实招供。他一会儿称此事是自己一人所为，一会儿说是受孔圣人指使的，一会儿又说是岳武穆指派的，折腾的几位大人哭笑不得。第一天的审讯一直持续到初更时分才结束，但却毫无所获。
  兹事体大，岳钟琪与西琳共同“据实缮折”，连夜差人密奏雍正。为了避免瓜田李下之嫌，岳钟琪请求将“张倬”押解进京，由皇上派“亲近大臣设法细讯，务得其实，以便就近请旨缉拿同党，庶事机可密，完结亦速，不致久羁时日矣”。屡受明枪暗箭伤害的岳钟琪不想就此罢休，他正要借此机会深挖幕后黑手，还自己一个清白。
  硬的不成，那就来软的。当夜审讯完毕后，岳钟琪没有将“张倬”送回监狱，而是命人就近收拾一间干净房舍，并安排署理长安县事的咸宁县丞李元假扮自己的仆人去做卧底，主动接近“张倬”。由于李元是“张倬”的老乡，与其一起生活，并照顾其饮食起居，这样容易得到他的信任。不仅如此，岳钟琪还派人送去裘皮大衣和好酒。可“张倬”并不领情，当一问到正题，他总是支吾搪塞。
  第二天一大早，岳钟琪让西琳和硕色还是躲进那间密室监听，再次将“张倬”带来，一改昨日的凶态，“殷勤慰劳，设法询问”。可“张倬”以“你昨天那样的举动，我今天是万万不可信你的”回绝了，此后一直保持沉默，始终“一字不吐”。但岳钟琪还是很有耐心地循循善诱道：
  “现在天下承平，并无一省响动，你老师夏靓突然冒昧让我在陕西举事，那接应的是何地方？何等人物？何处传檄可定？何处必须用兵？我现在问你，你却是茫然不知，一言不发，看来是胸无成谋呀！”
  岳钟琪不愧是老谋深算，技高一筹。在他的激将下，“张倬”终于开口了。
  “这并不难，只要你拿出真凭实据，则湖广、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
  问：“何以见得？”
  答：“这六省百姓愁苦连年，流离逃窜入川而毙仆道路的，都是哪儿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问：“江浙如何？”
  答：“不知道。”
  问：“晋豫如何？”
  答：“不知道。”
  问：“四川如何？”
  答：“不知道。我只知六省的情况，这六省之外再加上川陕，其他各省不足为虑。”
  岳钟琪乘势话锋一转，说道：
  “你问我要确实证据，还不如我派人和你一起去请你的老师，以及你的‘意中人物’(指领袖人物)，如何？”
  “张倬”还没有回过神，顺口连连答应“好好好”。突然反应过来后又赶紧说：
  “没有这个道理，我的‘意中人物’虽然不多，但也断无让你知悉之理。”
  “张倬”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后面任岳钟琪如何盘问，他再也没有吭过一声。看来，这一招也不行了。
  要想让“张倬”吐露实情，非取得他的信任不可。岳钟琪思来想去，狠下一条心，决定通过“盟誓”来取得“张倬”的信任。在古人的价值观念里，“盟誓”是一种神圣而严肃的承诺，一旦“盟誓”将终生信守，如果背叛盟约誓言，将会遭到天谴。因此，古人把“盟誓”看得比生命还贵重。为了尽快破案，岳钟琪已顾不得那么多了。二十九日酉刻，也就是黄昏时分，岳钟琪再次请硕色藏在密室坐听，又将“张倬”请入内府，摈退左右，焚香“与其盟誓”，并“伪为激切之言”，说了一些埋怨朝廷的话。岳钟琪以其高超的演技最终征服了“张倬”，“张倬”这才将他老师的真实姓名、居住地址以及平时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人都一五一十和盘托出。
二、捉拿曾静
  原来，这投书之人不叫“张倬”，而叫张熙，是湖广衡州安仁县人，他的老师也不叫夏靓，而叫曾静，是湖广郴州永兴县人。与他师徒二人经常往来的有湖广岳州安乡县人刘之珩及其弟子陈立安，湖广华荣县人谯中翼以及浙江湖州府人严赓臣。只有六个人？岳钟琪觉得不太可信。为了进一步弄清张熙等人的底细，深挖线索，第二天同一时间，岳钟琪第三次传硕色躲于密室，而他本人则假装态度恳切，再次试探道：
  “湖广等地，何以一呼可定？”
  “只根据民心，这是千古不变之理！”
  “可当今皇上御极以来，察吏安民，民心悦服，你仅以民心为据，断不可信。你们必定有兵有粮，将在哪里举兵，方可这么自信‘一呼可定’？”
  “我们只有几名志同道合者在一起议论议论这个道理，其他的确实一概不知。”
  岳钟琪听完觉得一头雾水，就几个人没事聚在一起闲谈就想造反，这不是瞎扯吗？不可能，他一定还在隐瞒我。于是，他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说道：
  “照这样看来，你昨天所说的，不过是迂腐儒生之见，只有有智勇兼备之人方能成事！”
  “我老师曾静、刘之珩、严赓臣等都是有雄才大略之人。如果聘请我老师，何愁不能成事？如何使六省传檄可定，只有我老师有这等才略，这岂是我们所能企及的！”
  张熙还是一板一眼答道。
  此时的岳钟琪仍然听得云里雾里，不过，从张熙讲话的状态，他隐约感觉到这伙人有可能只是一些到处惑乱人心，“潜谋不道”之人。于是，岳钟琪立即奏报雍正，建议按照张熙提供的名单和地址对曾静等人实施抓捕。等这些人全都落网后，“严讯必得真情”。
  当雍正得知岳钟琪所获张熙供词是以“盟誓”而来后，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朱批了这样一席话：
  “览至盟誓二字，朕不觉泪堕，卿此一念，天祖鉴之矣！此等盟誓乃不得已权变之举，神明有知，断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禄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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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悦之怀殊难比喻！我君臣契合之情，概由前劫善缘所钟，卿系乘愿力而来佐朕治理国家苍生者，岂泛长所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

  其实，像这类话，雍正给年羹尧说过无数次了，但对岳钟琪而言，如此荣宠着实让他诚惶诚恐不已。
  当岳钟琪从张熙口中得到供述后，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他即刻派人分两路从西安出发，查拿与张熙同来西安投书的其堂叔张勘。一路经由商州大路沿途挨门逐户地进行盘问搜查。另一路日夜兼程，赶往襄阳，并在各饭店、码头守候张勘踪迹，“暗中伺捕”。但两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一张大网在湖北、湖南、浙江等地悄然撒开。雍正命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奉旨赴湖南秘密捉拿幕后指使曾静及其同党。十月十一日，觉罗海兰率守备韩祥等人驰驿出京，十月二十七日傍晚，抵达湖南长沙。他们直奔巡抚王国栋公署，当面宣读了谕旨交办事宜。随后，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一个时辰后分头开始行动。
  戌时，行动开始。由守备韩祥与王国栋的抚标中军游击邬锦以及署郴州知州张明叙等人前往永兴县查拿首犯曾静。由长沙府知府孙元带领一队人马，前往安仁县查拿张熙之父张新华及张照、张勘等人。由长沙协副将周宝会同永州府知府姜邵湘，前往宁远县查拿刘之珩及其门人陈立安。由岳州府知府尹士份前往华容县查拿谯中翼。
  由于曾静等人住地离长沙数百里不等，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一举成功，除了觉罗海兰从京城带来的钦差卫队以及王国栋的巡抚标兵外，又密檄各地方文武官员调派重兵配合行动。十一月十五日，四十九岁的曾静被捉拿到案。到十二月初三，谯中翼父子归案后，这次抓捕工作全部结束。半月之内就将六名“乱党”缉拿归案，整个行动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讶！
  曾静，号蒲潭先生,是个落魄的县学生员，由于考试成绩一直不理想，只好以教书授徒为业。有一年，在湘、黔、桂交界之地的靖州应试期间，不经意看见了吕留良写的几篇评选时文，里面有“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内容，他读后觉得耳目一新，深受感染。回家后，他就打发弟子张熙到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寻访吕留良的家人。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将父亲生前所著诗文送给张熙，由其转交曾静。吕留良的文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曾静读后“益加倾信”。此后，又专程拜访了吕留良的弟子浙江湖州人严鸿逵(严赓臣)。严鸿逵的弟子沈在宽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家里收藏了许多吕留良的书籍。几人相见恨晚，“往来投契”，经常赋诗相互赠答。
  受吕留良思想的影响，曾静在他的《知新录》中有“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覆”等言辞，处处透露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他进一步提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这一思想明显带有排斥和歧视少数民族的浓厚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这在当时来说充满了宣泄仇恨和呼吁推翻清朝统治的意图，但从历史的眼光而言，这种言论确实是狭隘和偏激的。曾静甚至认为，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朝以后皇帝该吕留良做。他们就在这种幻想中愤懑，在愤懑中等待。
  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允禩、允禟门下的太监和党羽耿六格、吴守义、达色、霍成等人因被株连，发配到广西充军。他们心怀不满，“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肆无忌惮地攻击雍正。凡过村店城市，他们就高呼：“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这立刻引起了曾静的注意，他从中觉察到了朝廷内部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后来，他又听到岳钟琪三次不应召的消息，觉得清朝的气数已尽，到振臂一呼的时候了。
  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初七，曾静派遣张熙和他的堂叔张勘同行，携带他写给岳钟琪的策反信和《生员应诏书》赴四川成都投书，两人一路晓行夜宿，风尘仆仆途经贵州到达成都。但到成都后一打听才知道岳钟琪已回驻西安了，他们便由成都赶往西安，九月十三日，经过四个月长途跋涉，总算抵达了目的地西安。当他们得知当今皇上对岳钟琪非常宠信，根本就没有“三召不应”之说后，二人心灰意冷。张勘胆小怕事，偷偷撂下张熙只身逃回了老家。
  曾静也不是个粗心之人，临行时，他再三谆嘱弟子张熙，要“一路访问，如所闻与在家所传不合，即便回来，另作主意，不可轻举”。但年少的张熙意志坚决，心想我当了房屋和池塘做盘缠，远赴千里不就是为了投书而来吗，怎可半途而废？于是，他毅然决然冒死向岳钟琪投书，就这样上演了这场投书闹剧。
三、大义觉迷录的诞生
  曾静毕竟不能和吕留良相比，他只是一个有想法而无谋略，“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的人。被抓后他先是说自己“素无师友”，想自己扛下来，但他哪里经得起严刑拷问，最后在觉罗海兰和王国栋面前“痛哭流涕，深悔前非”，全盘招供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仅仅由他策划的一起闹剧后来居然牵连了大量无辜之人，而且还演变成了令人闻而生畏的文字狱。虽然整个事件案情十分简单，但在雍正眼中只要和允禩、允禟等人扯上细微的关系，那就有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必须查个底朝天，哪怕殃及无辜也在所不惜。
  十一月初三，雍正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前往湖南负责审讯曾静等人，希望从中挖出有价值的线索，但翻来覆去也没有从曾静等人的口中榨出多少有用的东西。遂将曾静、张熙等人于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初十，由王国栋“捐给路费”，杭奕禄、觉罗海兰带领，选派乾州同知沈元曾、长沙驻军守备仇之苞、巡抚衙门属下千总吴杰等人率兵从长沙起程提解回京。雍正让内阁九卿轮番审问，并命浙江总督李卫将查获的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书籍及《备忘录》《吕子文集》《纲目凡例未发之蕴》等逆书一并“拿解赴部”。
  经过几轮审讯，尤其是雍正亲自审问后，曾静“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曾经的理想信念崩溃得一塌糊涂，曾经引为领袖的吕留良也成了“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闻有德，而若不闻其德”，“多幸灾乐祸之心，毫无忧民爱国之念”，“恃彼小才，欺世盗名，假评选以驰声，藉刊刻而射利”的狂悖猥琐之人。而雍正却由十恶不赦之徒顿时变成了“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而已”的“神圣天子”了。
  从曾静一案，雍正摸到了汉族文人的软肋，他采取了软硬两手对付汉人的反清活动。一方面，他对曾静和张熙没有按照怡亲王以及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的共同意见“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而是将他们发遣至湖南观风使处，由杭奕禄等人先后带往江宁(今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巡回宣讲，现身说法，抨击吕留良的大逆不道思想，颂扬大清朝及雍正皇帝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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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不仅下令对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剉尸枭首”，而且对吕留良的后裔和弟子做出了不同的处罚：吕留良五子吕毅中被“拟斩立决”，其余兄弟子侄等家人的妻妾被发往宁古塔，送与披甲人为奴，吕氏家产查没充公。严鸿逵于雍正十年十二月被凌迟处死，其家族十六岁以上之人全部斩绝，十五岁以下全都解送刑部，赏给功臣之家为奴。其余与本案牵连之人，有的杖百，有的流放三千里，年纪较小的朱霞山等人被无罪释放，各种情形不一而足。

  那么，让雍正极其愤怒的吕留良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吕留良，字庄生，一字用晦，又名光轮，号晚村，浙江崇德县人。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时文评论家和出版家，又是著名的反清志士。顺治十年(1653年)应试为诸生，后隐居不出。康熙五年(1665年)，浙江学使到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康熙十七年(1678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广征天下名士，浙江当事首荐吕留良，但遭到拒绝。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进一步拉拢和软化大明遗民，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郡守再次举荐吕留良。吕留良被逼无奈，只好削发为僧，在吴兴埭溪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吕留良著述很多，后大多被毁，现存主要著作有后人编撰的《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诗存》等。
  吕留良的文章充满了反对清朝统治和恢复明朝汉族正统的思想，他的自题诗“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就是其志向的真实写照，带有鲜明的印记。辛亥革命后，浙江都督汤寿潜将原清朝湘军将领彭玉麟位于西湖的退省庵改为先贤祠，崇祀吕留良、黄宗羲、黄宗炎三位浙江先贤。后来，崇德当地官吏和绅士捐资为吕留良新建了陵墓，并在孔庙后修筑了纪念亭，蔡元培先生题写了“为民族争存，碎尸无憾；以文章报国，没世勿谖”的亭联。
  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对投书闹剧中的雍正而言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曾静在逆信中对他的咒骂一开始确实让他恼怒异常:“朕览逆书，惊讶坠泪览之。梦中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到现在终于明白，当年处理汪景祺和查嗣庭案件时，为何海宁、平湖会有反应的原因了，这都是吕留良的“遗害”所致。但到后来，他也发现，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为我所用的良机呢？他针对曾静的言论开始反击，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他不惜委屈万乘之尊与草民曾静展开论辩，表面看是在驳斥曾静的“反动思想”，实际却是在对暗中千千万万个不服清朝统治的读书人进行尖锐的批斗。论辩的结果曾静写了认罪书——《归仁录》，而雍正则出版了教化书——《大义觉迷录》。
  雍正七年(1729年)，皇帝的旷世力作《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他要求“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目的很明确，“要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大义觉迷录》刊刻数量之多，普及发行之广为雍正年间出版物之最。《大义觉迷录》的确倾注了雍正的大量心血，尤其他的九道谕旨，可以说是其理论水平的终极发挥，其间不乏智慧亮点。大清朝从雍正而后，统治地位日益稳固，随后便进入了大清鼎盛时期——乾隆盛世。
  雍正十三年(1736年)十二月十九日，登基不久的乾隆推翻了雍正“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谕旨，将曾静、张熙以“泄臣民之公愤”之名凌迟处死，这场因投书闹剧而引发的文字狱历时七年之久才算彻底收场。
  投书闹剧使处境本来就很艰难的岳钟琪更是雪上加霜。就在张熙投书事件发生后不久，游走于西安的道士李不器也突然跳出来火上浇油，在巡抚、按察使和西安将军等人府邸或衙门公开诬陷岳钟琪图谋造反，就连西安市的街衢改造等事宜都横加指责，无理取闹。由于李不器曾经是康熙皇帝豢养于京城的“御用道士”，谁也不敢惹，只好听之任之。不仅如此，西安将军常色礼也公然将逃入其署内的李不器“令乘轿辕门”，任由其诽谤岳钟琪。此时的岳钟琪面对八面来风，虽然难免忧恼重重，但他不能怠惰、无法逃避，因为皇帝交付他出征准噶尔的准备工作必须认真做好，而且马上就要付诸行动。
第十四章 出征新疆
  新疆旧称西域。《汉书·西域传》记载：“自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地区)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今新疆轮台县)、渠犁(在今新疆库尔勒市以南)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这是我国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管辖职权的最早记录。
  征服新疆是康熙大帝未竟的梦想，这对上朝站班三十载、不惑之年才绍登大宝的雍正而言，又何尝不是一句豪言壮语。生命给他留下发挥想象的空间已没有青春少年那样的广阔和多姿多彩，他要抓住每一个向世人证实自己雄才大略的机会，也让天下人认同自己当上皇帝不是什么投巧权谋，而是实至名归的。但战争是一个两败俱伤、没有赢家的游戏，尽管一方可能会获得暂时的心理满足，但对卷入其中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无论是统帅还是士卒所留下的伤痛却是永远无法弥平的。
一、雍正对准噶尔政策的变化
  从康熙朝后期开始，由于常年的征战，大清国力消耗严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垂暮之年的康熙帝下旨：“令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差人向策妄阿喇布坦处说抚，且可得彼处形势确信。谨将交与胡土克图发往策妄阿喇布坦之书，缮写呈览后，令胡土克图派好喇嘛赍往觇彼信息。彼果诚心归顺，即报明驻扎吐鲁番协理将军阿喇衲相机行事。至于大兵向伊犁前进，事关重大，未敢悬议，似宜暂行停止。”老皇帝的一席话使清军对准噶尔的征讨战争没有打响。准噶尔方面，由于出兵西藏失利，霸占西藏、青海的企图落空，大清犹如一堵坚固的壁垒，对准噶尔形成了“C”型包围的局面。同时，北面的沙俄屡屡乘机侵略边境，准噶尔无力抵御来自清朝和沙俄两个方面的压力，也希望与清朝保持和平。就这样，一对宿敌的军事冲突告一段落，进入和平对话时期。
　 雍正帝继位之初，由于康熙皇帝时吏治过宽，造成政治废弛，朝堂之上贵胄世爵横行，朝堂之下群臣结党营私，以致钱粮亏空严重。更有甚者，诸王交结抗衡，对初得皇位的雍正帝更是巨大的威胁。面对内部的重重积弊和尖锐矛盾，他要腾出手来进行整顿，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安定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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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雍正只好派人与准噶尔议定了双方在新疆的管辖界线，并商定互相贸易，继续维持相安无事的局面，对准噶尔一战的渴望暂时埋藏在心底。
  雍正以雷霆手段整肃吏治，清查亏空，通过大规模整饬弊政，使大清政治经济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国力迅速提升。随着自己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雍正的自信心也与日俱增。尤其雍正三年(1725年)成功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五年(1727年)迅速控制了西藏局势，使雍正皇帝出兵新疆的勃勃雄心逐渐苏醒，计划再次提上日程。这一夙愿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个逃入准噶尔滞留不归、索要不还，让他一直难以释怀的罗卜藏丹津。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如果不能使准噶尔彻底臣服，“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
  雍正五年十二月(1728年1月)，策妄阿喇布坦被其土尔扈特夫人索多尔扎布毒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粉碎了同父异母兄弟罗卜藏舒诺以及罗布藏车凌与罗布藏丹津的两起政变后继承汗位，成为准噶尔的新首领。噶尔丹策零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使者到北京，请求皇帝允许他去西藏熬茶设供，为自己的父亲策妄阿喇布坦做功德法会，超度他的亡魂。西藏呀、青海呀这些词汇，一旦从准噶尔方面说出，必定触及雍正的敏感神经，后果可想而知。雍正断然拒绝了噶尔丹策零的请求，理由是“西藏地方两派力量正在举兵相拒”，你现在去“似属非分”。这话释放了两层含义：其一，西藏的颇罗鼐与阿尔布巴等人正在对决，你去将使局势更加复杂，这无疑是添乱。其二，请你放聪明点，别再打西藏的主意了！
  雍正觉得这还不到位，进而抛出了一句：“准噶尔乃西北隅一小部落耳，释教之广行与否，岂关尔之煎茶设供耶？”这话对笃信黄教的准噶尔蒙古人来说是颇伤感情的。按道理来说，雍正一般不会进行这样直白的诘责，尤其对一个新继任的番邦台吉。但这次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已经下定了与准噶尔兵戎相见的决心。
二、进兵七策
  身为西北边关的最高长官，岳钟琪深知准噶尔一直是雍正的心头病，因此，他很早就开始思考西征准噶尔的问题。西藏内战爆发之前，雍正就获知的有关准噶尔举动向岳钟琪征询意见，岳钟琪做了准确的分析和预言，他在奏折中写道：“策妄(指策妄阿喇布坦)固属奸罔，今年已垂老，心力本衰，迁至数年，更难肆其狂逞，自不敢妄生悖逆。惟闻其子勇悍燥急，心性强梁，加以罗卜藏丹津等从中挑橐，终不能久长安静。以臣之愚，将来谆噶尔(准噶尔)自取灭亡者，不在策妄，而在策妄之孽子也。”同时，他也提出了对准噶尔“加恩赏赐”“示以柔远之道”，将“罗卜藏丹津等事命其遵奉料理”的上兵伐谋之策，以及“先将三边兵马预为操练精强，军器驮载料理齐备”的建议。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十九日，岳钟琪又向雍正陈奏了对准噶尔一劳永逸的七条策略，他从兵马操练、挽运军粮、武器制造以及战略战术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周详谋划。
  一、操练兵马，更番迭战之法宜演习也。臣闻赛楞等向日喀喇乌苏之战，我军严整，列敌不为不慎，乃谆噶尔贼兵或以三五百、七八百作一敌一冲即回，次敌继来，及见我军出奇追逐，贼兵败诱我军深入，彼伏兵四起，以逸待劳，更兼寡不敌众，遂致不能取胜。若不出奇追逐，而贼兵又此出彼入，更番休息，我兵已穷一日之力，不敢稍懈直至日暮罢战。而贼兵又复盗马劫营，使我兵昼疲于战夜疲于守。数昼夜之后，马饥人病，欲求全胜者难矣。臣愚昧之见，嗣后，陕甘二省练兵之法，除本身技法俱要纯熟，而于坐作进退之道务要加以操练。凡各提镇操练标兵，其枪炮弓箭排列三敌。头敌演放枪炮弓箭数次，二敌继进。二敌照前演放之后，三敌继进。如此周而复始，不特平时进退纯熟，一遇行走列阵之时，将兵马分为两班更番休息，纵令贼兵来扰，昼夜战守有法，均不为其所疲矣。倘蒙俞允臣会同陕甘各提镇讲习操演，务使纯属以成实用。
  二、驮载之宜预为筹划也。窃查行军以驮载为重，凡军装裹带无一不藉驮载，马驼之力若不早为预备，则临时购觅恐系未经喂养之马驼，岂能致远负重？且口外远行，骆驼功倍于马匹。而马匹摘给尚易，骆驼猝办颇难。臣再四思维，必得预为料理，如有用则能应急，如无用亦不致过于靡费钱粮，方能行之可久而于事有益。臣查西安八旗满洲、汉军官兵额马共两万两千八百一十二匹。臣密访各名下，见在拴养之马不过一二匹，实未养足原额。今莫若将额马匀为三分，二分养马，一分买养壮健驼只，以足伊等原额马数。不敷驼价照例找给，采买其喂养草料，较之马匹更为俭省，无容加增价值而已，得骆驼七千六百余只矣。再查，陕甘两省自督抚提镇，以至副参游守千把等官，俱蒙恩赏给亲丁马粮，除与汉镇属及西宁镇属之阶州、文县、洮岷等营，地方水草俱不宜喂养骆驼不计外，尚有陕甘督抚三标及两提五镇所属各标营路，计算兵丁马步粮共五千八百一十九名，应将马粮皆宜酌养驼只。况臣查向来用兵将此项亲丁马匹曾经摘给兵丁驮载，臣愚以为，与其各官全羊马匹，不若多养骆驼为有益。臣请嗣后凡各官兵丁俱酌令买喂驼只，以备临时调遣。其采买驼只除马价之外，不敷驼价照例发给本官，自行采买壮健骆驼。如数年之后果无用处，再令其照原领数目变价还项。如此计算，可又得骆驼三四千只矣。设或再不足用，临时购觅亦不甚难，且不致靡费钱粮，而驮载亦得早为预备矣。
  三、挽运兵粮亦预为筹划也。窃查谆噶尔远居穷荒，所恃者因我兵挽运艰难，不能即至其巢，是以心存负固。倘将来必议进剿，而军粮欲仍照从前挽运，实有不能持久致远之势。臣伏思蒙古口粮全仗牛羊，乳肉皆可充饥。一有行走将牛羊驱逐同行，并无挽运之劳，此实彼之长而我之短也。臣查三边之人，不但营兵五卒，即出口贸易者皆能饮奶茶食牛羊肉，亦不觉其不惯便也。臣愚以为，嗣后，若有行走之处预备军粮约以一年计算，应用六个月粮米六个月牛羊。牛羊务要挑买口小肥壮，能滋生者更为有益，如此料理既减挽运之劳，而于兵食实有裨益矣。
  四、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之宜讲求也。窃思沙漠远征非与有指定地方者可比，倘贼兵闻我兵将到，彼即移营渐远。我兵不舍自必尾追，彼道路熟悉到处可去，我兵则婉转迂回，既稽时日，多费军粮，兵马亦不无疲乏。臣闻谆噶尔所居伊里(伊犁)地方向有田地，俱系回子耕种。若我兵进剿时，必按其秋粮成熟之时直趋其地，贼兵若守护秋粮不肯远遁，则我兵无尾追之劳，倘伊不敢迎敌，仍然远避我兵，且不必穷追，先收成熟之粮，稍微休息，然后确定伊逃生之处，裹粮选锐自必一鼓成擒矣。若伊见我兵有收粮常住之势，不堕其诱追诡计，竟回兵迎战，则我兵以逸待劳，更不难于扑灭矣。
  五、火器宜修造也。查陕甘两省各标营路，所有子母炮位尚堪应用，惟鸟枪供历年已久得用者有限，虽有年羹尧发给官枪亦属无多，其制造亦不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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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请制造鸟枪两万杆，发给陕甘提镇各标营，挑选精健好兵令其演习。倘有行走，即将此挑选兵丁调遣。如蒙俞允，臣即将陕省公用余剩银两内动用制造，务使轻便得法以收实用。再查兵法军器,有长兵短兵兼用者，诚于远近俱有所恃也。今鸟枪弓箭俱系长兵，若遇冲锋破阵又非短兵不可。臣愚以为，凡马兵弓箭手应给夹枪棒一根，马兵鸟枪手上圆下方木棍一根，令其习学击格之法。如遇列敌远则用枪剑，近则用枪棒，庶远近俱有所恃矣。
  六、车战之宜设也。臣闻马隆三次犁庭全赖车战，后失其法，遂用鹿角挡木。夫鹿角虽觉轻便，不过安营用之，若用于行阵反觉重滞。且闻蒙古以骑兵冲突为能，更能夜间盗马。臣愚以为，嗣后口外行走当用车战，行则挨排为阵，彼无以施其冲突之能，住则联绕为营，彼无以逞其偷窃之技。且我兵前进口粮军器皆可装载。臣知识短浅，是否可用，仰恳训示。倘蒙俞允，臣即照远行轻车格式，依式捐造三百辆，先为演习，其所用演车之人，臣查西安府属屯军甚多，并无差操之役，应选其精健者，照车数挑用九百名，臣亲自指示操练。候操练纯熟，再行请旨在三边营汛内按步兵数目多寡制造战车若干辆。臣将演习之法备细开写，每处仍各遣纯熟屯丁数名前往教习。如此预备，倘一有行走，不特与军务有益，即驮载等事亦不致临时周张矣。
  七、进兵道路及用兵数目宜预筹也。臣闻通谆噶尔之道路，惟阿尔泰、巴尔坤(巴里坤)、嘎斯三处。查巴尔坤一路系钦差屡次来往，其水草道路如好之处，理藩院官员自必悉知其详，臣未敢草率酌议。查嘎斯一路，虽有药水等戈必(戈壁)之名，其实水草尚好，道路平坦。雍正二年七月，追剿罗卜藏丹尽(罗卜藏丹津)，我兵直至达林木河，其间并无阻滞艰难之处。闻达林木河外即系谆噶尔交界，且有伊种田回子居住城堡。更闻自达林木河至伊里不过一月途程，如西海已故贝子丹仲部落中知此道路之人甚多，将来不难寻觅以充向导。至用兵数目太多则恐粮运维艰，太少又恐分布不周。臣愚昧之见，约以满汉三万兵足矣。应以巴尔苦尔进兵一万，以为声援之正兵，其余二万俱由嘎斯一路前进直捣巢穴。如巴尔苦尔一路水草俱好，道路可行，又应约期会合更为万全。倘或稍有阻碍，即此嘎斯一路二万精锐之师亦堪足用。再阿尔泰一路现在驻扎官兵，其可否递兵之处，臣未确知，不敢妄议。
  按照岳钟琪的建议，雍正以遣送罗卜藏丹津为由，派曾多次参与划定辖界的大学士众佛保前往准噶尔传达赐噶尔丹策零为洪台吉的敕谕。但噶尔丹策零表示，罗卜藏丹津乃先父之时避难逃至准噶尔得以安置。我若违背先父的意志，将罗卜藏丹津送与清朝，为礼义所不容。再者，准噶尔向来并非你清朝的臣属，因此，不能接受雍正皇帝所赐洪台吉之号，并将雍正皇帝之谕退给了众佛保，令其带回北京。雍正对此颇为震怒，进一步坚定了出兵征讨准噶尔的决心。
  此后，雍正便命岳钟琪秘密着手策划出征事宜。一年多后的西征中，雍正除在进兵方向上略作调整外，其余全盘采用了岳钟琪的战略构想和战术选择。
三、出征准备
  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二十五日，皇帝以“宗室上公之饰”两眼孔雀花翎以及御用弓箭等物赏赐岳钟琪，一是为了表彰他在处置西藏危机上的卓越表现，二是鼓励他认真做好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根据岳钟琪的建议，雍正初步确定“驼马骡只车辆及粮饷籽种”等事宜于雍正六年(1728年)春天先秘密办理。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底，傅尔丹、石礼哈与岳钟琪在西安秘密会晤，商议出征相关事宜。十二月初，他们向皇帝提交了十三条对策，对西北两路大军的进军时间、路线以及联络暗号等等都做了细致的谋划和进一步明确。
  进军路线最终由岳钟琪原定的巴里坤、嘎斯两路变更为康熙西征时的线路，即巴里坤、阿尔泰两路。出征时间初步确定在“己酉年秋间”，也就是雍正七年(1729年)闰七月左右。至于进剿部队究竟是于雍正六年(1728年)秋天从京师起程，先到边外近地驻扎过冬，雍正七年(1729年)四月出征，还是于雍正七年(1729年)春天再从京师起程，四月兵出边外等细节，雍正将权力交给了怡亲王等内大臣与岳钟琪、傅尔丹具体商议决定。十二月十日，准噶尔使者抵京，雍正得知准噶尔正在内讧的消息后，心中一喜。随即他也意识到，虽然避居额济勒土尔扈特的罗布藏舒诺与噶尔丹策零兄弟之间有很深的芥蒂，但噶尔丹策零在准噶尔的统治地位究竟稳定不稳定还隐含变数，现在高兴未免太早。于是，雍正让怡亲王与户部尚书蒋廷锡遵照圣旨写信给岳钟琪，进一步商询应对之策及进兵机宜。十二天后，岳钟琪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伏思陕省兵丁臣加以明岁一年操练，方能熟谙行阵。仰遵训旨，俟后年春间齐至肃州，于四月间出口方为万妥。其京师兵丁远赴边方，若待后年春间从京师起程出口，恐其马驼疲困难以进剿。必得于阿尔泰地方更换马驼，方可前进。但需用马驼甚多，恐一时购觅维艰。臣仰遵圣训筹划，请将京师兵丁于明年秋间起程，到阿尔泰地方驻扎过冬，俟后年四月进发，庶兵马皆得安息似属万妥。至于阿尔泰地方原有官兵戍守，每年例应发兵调换，以此进剿之兵托言调换之兵，往彼驻扎更可免人疑惑。
  此外，尚有一切行阵机宜并军装事务，臣现在密为细加筹议。
  十二月二十七日，岳钟琪在密折中通过分析准噶尔的现状和可能出现的局面，建议坚持既定战略不变。他认为，噶尔丹策零兄弟之间已生仇隙，我军可乘虚直入伊犁，个个击破准噶尔各势力集团。如果他们“兄弟和睦、同心协力”，并“勾结图尔虎(土尔扈特)以为声援”，则我军可一并料理，“翦除遗孽在此举矣”。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他还建议雍正皇帝对准噶尔的谕旨用词应“稍示宽和，使彼释然无疑，自不妄有举动，而于我兵进剿之机实有裨益”。由此足见岳钟琪战略考量的周详细密程度。
  此时，各项准备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与历次出征准备相比，这次有两大不同：一是铸造了大量新式武器；二是新增了古老的战车。
  这些新式武器主要有盘条鸟枪(又叫蟠肠鸟枪)和轻型子母炮。其实这两种武器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开始制造了。其始祖就是曾担任过明朝监军的戴梓，他是一位武器改良专家，制造的可发射二十八发铅丸的“连珠火铳”，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还通过改进明朝的佛朗机炮，发明了子母炮。这种火炮重量轻、能呈扇面发射多颗炮弹，杀伤力很强。更神奇的是，他仅用了八天时间就制造出了传教士南怀仁一年也没有制造出的神威炮(又叫冲天炮)，打破了南怀仁“只有比利时人能造这种火炮”的断言。这种炮后来在平定噶尔丹叛乱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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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战斗力，岳钟琪命人对盘条鸟枪和子母炮进行了改良，改良后的盘条鸟枪不仅轻便，而且利于远行携带。而子母炮除了重量由原来的六十斤(相当于现在的七十余斤)降到四十斤(相当于现在的五十余斤)外，还克服了过去需要两人同时操作、失误多的弊端，只由一人便可完成定位和发射两项工作。研发成功后，岳钟琪命人分别制作了一件样品，由自己标下的把总朱国杰直接呈送皇帝钦定，雍正看后很是赞赏，同意制造使用。
  岳钟琪便命人制造了一万两千条这种新式盘条鸟枪，分发各营操练。岳钟琪原想铸造五百位子母炮，建立一支大型的炮兵部队。由于当时的炮是坐式，所以论位不论门。但上报后，雍正与怡亲王及大学士们根据康熙皇帝“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的遗训，以及当时北京的火炮制造能力，制造火炮所需材料、钱粮等综合因素，最终比照北路所定子母炮位数，下旨降为一百位。当然也可略有超出，“只以不令浮冒而已，不可令不足用也”。至于所需银两自然由国库全额支付，但制造由岳钟琪负责在陕西实施。为了杜绝借铸造虚开冒支，岳钟琪还是选派把总朱国杰做监工。选择这样的武职“微员”，其用意在于他既没有因不尽职责而垫赔的能力，也没有对外私搞摊派的危险，必定会恪尽职守做好监督工作。
  由于岳钟琪精于诸葛武侯八阵法，他对车战可以说情有独钟，他建造战车的灵感主要来自西晋名将马隆以及明朝文渊阁大学士邱浚。马隆也是一位兵器改革家，据《晋书·马隆传》记载，马隆曾制作扁箱车，在广阔地带依八阵图联车为营，插鹿角于车的外围；遇道路狭窄，则将扁箱变为木屋置于车上，以挡矢石。这种扁厢车曾在收复武威的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在明英宗至明孝宗四朝为官的琼台先生邱浚也曾对车战有很深的研究。岳钟琪的车战之法在参照马隆与邱浚旧制的基础上，还做了一些改动。他设计的战车据《啸亭杂录》记载：“广二尺，长五尺，一夫推辇，而四夫护之。五车为伍，二十五车为乘，百车为队，千车为营，行载糗粮军衣，夜团聚为营。战时两队居前，专司冲突，三队后随，余五队团聚元戎，以防敌人劫战。”
  由于战车属于久未使用的古老军事设备，岳钟琪不敢擅自做主，他先设计了比较详细的示意图，呈雍正亲自审定，而后再按照皇上御定的样式开始建造。为了让雍正能够直观了解战车的作战方法，岳钟琪在绘制示意图具折奏明的同时，于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中旬，派负责操演战车阵法的守备王勋臣携带战车进京演示。雍正和怡亲王等人看过演示后，很是满意，认为战车战守兼备，在“折、冲、卫、击”等方面都有很大优势，可以批量生产用于作战。
岳钟琪委派西安知府蔡琏在陕西督造了一千辆这种战车，每辆战车的造价为八两五钱左右，费用相对比较昂贵。而打造同样一辆战车，所用的材料在甘肃比陕西要便宜得多，后来，他又命人在甘肃建造了两千辆战车。
  随后，雍正让怡亲王以及大学士富宁安、张廷玉等人积极调布预备出征部队。西安满洲兵划出二千人由副都统尼马善预备管领，从宁夏满洲兵划出一千人令副都统苏图预备管领，此外，还在陕西预备绿旗兵五千名，四川和云南各预备绿旗兵三千名。带兵军官及应用账房等交由岳钟琪、鄂尔泰遵照派办。朝廷共拨发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岳钟琪派陕西神木道李如璐及发往军前效力的李世朗前往归化等地购买驼马、粮饷等军资。而这些动作的意图连近在咫尺的各省之人自始至终都浑然不知，更别说万里之外的准噶尔了。经过紧张的筹备，到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出征准备基本就绪，只等皇帝一声令下。
四、筑坛拜将
  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雍正觉得出征时机已经成熟，他命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详细讨论进攻准噶尔之事。大学士朱轼、都御史沈近思、散秩大臣达福等人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反对用兵。达福说：“策妄阿喇布坦虽然死了，但他的那些老臣都还在。眼下噶尔丹策零颇得人心，各部落酋长都感念其先祖的恩德而竭力捍卫他”，“我军千里远征，加之运输艰难，去攻打生死与共的他们，我看不见有什么可行的理由？何况酷暑盛夏，也不宜出兵”。然而，大学士张廷玉却力主用兵，他反驳道：“六月出兵，在《诗经》中都有记载，你难道不知道吗？”两人你来我往居然辩论起来。雍正一句突如其来的话终结了争论：“这样吧，达福，就派你做傅尔丹的助手，看你是不是还反对出兵？”
  用兵准噶尔是雍正既定的方略，这个时候拿出来让大家议一议，无非是让文武群臣都知道他的壮志雄心，再则兼听一些有益于行动的言论而已，可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强烈的反响。争论的结果当然是主战派占了上风，雍正帝这才名正言顺地决定出兵准噶尔。
  三月十二日，雍正正式颁布谕令：
  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
  随后，各位议政王大臣遵旨议奏北路出征事宜，就北路各支部队的起程时间、会合时间、驻扎地点以及出征将领等做了详细议定。北路军以八旗兵为主，总兵力达两万五千人。最耀眼的当属出征将领团队，光军官就达七百五十三人之多，其中许多人都是大清军界名流。主帅傅尔丹素有“满洲美男”之誉，而且早在康熙末年就曾奉命率军进过新疆，并在喀喇乌苏、察罕格尔、额尔德尼昭、乌兰固木等处驻兵屯田，还在察罕叟尔修筑过军事要塞，这也是雍正命其担任北路大军主帅的重要原因。副将为振武将军巴赛，参赞大臣包括镶黄旗满洲都统陈泰、右翼前锋统领衮泰、镶白旗汉军都统石礼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戴豪、散秩大臣达福、正蓝旗满洲副都统觉罗海兰等六人，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等人负责管理粮饷等事务，这可以称得上是大清文臣武将的豪华阵容。
  四月十五日，雍正将康熙皇帝历时三十年“苦心所成”的《大清地域全图》钦赐岳钟琪，以弼行军作战之用。二十九日，雍正命兵部尚书查弼纳及内大臣伦布为正、副使，捧“宁远大将军”印赶赴西安，为岳钟琪举行拜将授印仪式。雍正又命内务府特制了一把龙柄宝刀，赐给岳钟琪作为贴身佩刀。这把刀铜身铁刃，总长六十厘米，把长十五厘米，刀身最宽处十二厘米，刀把衔接处为一龙头。刀的一面图案为二龙戏珠，另一面则为八仙过海，均为凹槽阴刻。刀柄上镌有“赐威信公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内务府冶工司员张成奉勅制”字样。
  不仅如此，雍正还将一颗康熙大帝曾佩戴多年的红宝石赐予岳钟琪作为出征顶戴，以昭显荣耀。应岳钟琪之请，由理藩院侍郎顾鲁兼任内阁学士衔随后赶赴军前办理印信事务。同时，雍正又给岳钟琪颁发了敕谕：
  奉天伐罪，治世之常经；锄暴除凶，安边之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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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丑逆阴谋诡谲，斯王章显用征诛，机不容迟，法无可贷。厄鲁特策妄阿喇布坦乃噶尔丹之逆族也，昔我圣祖仁皇帝时，噶尔丹干犯天讨，立时殄灭。本应直捣巢穴，俾无孑遗，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念策妄阿喇布坦向与伊叔龃龉，情罪可原，特沛鸿恩赏其部落，抚绥周至，再予生全。是时伊力弱势微，小心恭顺。其后乃诱夺伊妻父之部曲万余户，辄敢骄肆妄行，竟欲直驱青海，扰其人众。又诡计发兵进藏荼毒生灵，我圣祖仁皇帝虽发兵致讨，仍赐包容，遣使宣谕再三，冀其改悔。而伊怙恶不悛，冥顽如故。及朕绍承大宝，伊虽遣使求和，而中怀诈伪。以背恩大逆之罗卜藏丹津负罪潜逃，伊輙敢容留，抗违国法，中外之人莫不愤恨。朕本欲于数年间，命将兴师向伊询问，不意策妄阿喇布坦遂服冥诛，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狡狯狂诞同于其父。昨遣人陈奏之际，言词傲慢，心志奸邪。似此逆贼渠魁，父子济恶，若不及时翦灭，实为众蒙古之巨害，且恐将来贻国家之隐忧。用是特发两路大兵声罪致讨。爰命尔为宁远大将军，统领陕西等处大兵，一切事宜尔与提督纪成斌酌定方略，公同讨议而行，勿谓己能而不纳众论，勿当事会而致失机宜。勿恃兵强而轻视贼寇。密侦远探，备极周详。各路大兵及蒙古兵丁听尔调遣，凡遇有警，即遣发官兵应援扑剿。有能擒斩噶尔丹策零来归者，即行驰奏加恩优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官兵者，勿加杀戮。兵将所过地方须申严纪律，毋得骚扰百姓，毋得淫人妇女，毋得离散人之父子夫妇，毋得损坏人之坟墓室庐，毋行强取货物，毋得驱役平民，以副朕戡乱靖逆、安民绥众之意。其或有临战退缩贻误扰乱军机者，尔会同商议，文官四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即以军法示众。官兵有犯小过者，会同商议，径行处治。毋泯没戎行之劳绩，毋宽纵违法之弁兵。法纪务极严明，赏罚悉期公当。一切机宜尔商酌调遣，有应知会北路靖边大将军者，即行知会，一同办理。将噶尔丹策零速行歼剿，永靖边陲，斯称委任。尔等务宜殚心用力，早奏肤功。钦哉。
  第二天，雍正又让兵部将振威将军、扬武将军两颗大印送往西安，交岳钟琪“酌量委用”。　
  与北路军相比，岳钟琪的西路军简直显得有些寒酸了，西路军以绿旗兵为主，虽然总兵力达两万六千五百人，但文武官员总共才三百二十四人，还不到北路军的一半。为了显示出对此次出征的重视，雍正命人在西安城东筑起拜将台，由查弼纳代他行拜将仪式。早在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也曾在此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显然雍正是在效法刘邦，而此事后来的走向居然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岳钟琪差一点就和韩信落得同样的结局。后来，岳钟琪在他的诗文中，经常有一些替韩信鸣不平的诗句。他在《韩信岭》中这样写道：
  当年若竟藏功狗，老向淮阴买钓舟。
  尽让萧曹成佐命，安知绛哙遂封侯。
  萧条古栈祠云冷，寂寞斜阳汉水流。
  紫柏翠云关外路，有人黄石赤松游。
  而在另一首《重题韩信岭》的诗中再次写道：
  大巴山接栈云黄，岩壑阴森夏亦凉。
  野馆断碑寻汉垒，乱峰夹谷指陈仓。
  仓皇宰相求贤地，辛苦王孙逐鹿场。
  他日郊原狐兔尽，又烹功狗媚君王。
  诗句中充盈着哀怨和叹息，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一下岳钟琪后来的遭遇，又何尝不似韩信的人生，于是也就能够理解他一味在此纠结的原因了，只是他最终比韩信幸运一点，没有遭到毒手而已。
  五月二十二日，风清气爽，天空飘洒着沥沥小雨。在两万多将士面前，岳钟琪威风凛凛，登坛跪接大将军印，誓师出征。士兵欢呼沸腾，查弼纳代表皇帝在署理总督查郎阿、巡抚武格的陪同下“出郭远送”。对此事《清史稿》这样评价道：“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就连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虽然手下节制的湘军最多时曾达十数万之众，但那也只是地方部队而已。
  后来，岳钟琪在《军中夜雨答高夫人见寄之什》一诗中记录了此事：“三川戍客恩开府，万里新疆诏筑坛。”而雍正在《己丑夏南甸大阅》一诗中也曾有“风拂榆槐晓角鸣，筑坛选将命专征”“万里玉关平虏穴，三秋瀚海度天兵”的诗句。
  岳钟琪率军即将抵达咸阳时，在三桥附近接到了雍正差人专程送来的一柄如意以及亲笔书写的御制诗，“以宠其行”，并寄托了捷音频传的美好愿望。
  才兼文武秉公忠，体国经邦柱石崇。
  寄重封疆时雨泽，威行边塞济川功。
  丹诚定荷天心眷，和气能令众志同。
  好听捷音驰关下，麒麟图绘五云中。
  为了解除岳钟琪的后顾之忧，雍正赏赐白银一万两作为其出征两年的家资。不仅如此，雍正还让时任山东巡抚岳钟琪长子岳浚前往西安，为父亲送行。雍正又破例同意了岳钟琪携堂弟岳钟璜及次子岳洪随军出征效力的请求。此外，雍正还批准岳钟琪亲自选拔随行办事人员。经过筛选，工部屯田司革职主事、四川保宁府人岳康，钦天监候补、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钱登俊，以及教谕改选县丞、顺天府大兴县人商琏三人也得以自备鞍马随军效力。对雍正的关怀，岳钟琪感激涕零，他在《军中杂咏》一诗中表达了誓平准噶尔的决心:“楼兰诚狡黠，不灭不生还。”
  就在岳钟琪出发十二天前的五月初十，天朗气清。雍正率满朝文武大臣莅临南苑，他兴致勃勃登上晾鹰台，检阅了傅尔丹的车骑营。各兵种按方位旗色依次操演，队伍“井然不失尺寸，军容绵亘整肃”。雍正十分高兴，慷慨行赏，“赐大将军银五千两，副将军银三千两，参赞大臣银各千两，随印内阁学士五百两，营总各二百两，章京等各一百五十两，司官各一百二十两，中书各一百两，笔帖式各八十两，前锋校、护军校、骁骑校各五十两，护军各二十两，披甲各十五两，车骑营兵各二十两”，真可谓皇恩浩荡。这次赏赐车骑营人人雨露均沾，皆大欢喜。此后不久，雍正对西路军也进行了赏赐。除各给两年俸银外，提督赏银一万两，总兵官五千两，副将各两千两，参将、游击各六百两，守备四百两，千总一百两，把总八十两。
  六月二十二日，雍正在太和殿命大学士马尔赛、蒋廷锡将“靖边大将军”敕印捧授傅尔丹，并在东长安门外举行了盛大的送行仪式。雍正“亲解御用数珠赐大将军公傅尔丹”，大将军行跪抱礼，副将军、参赞大臣等也依次行跪抱礼。雍正语重心长地对出征将士说道：“尔等此去，当和衷共济，速奏肤功。凯旋时，朕将出城亲接，尔等宜各加奋勉。”傅尔丹奏道：“臣等蒙皇上训谕周详，务必同心协力，迅扫氛尘，仰答恩荣。”随后，傅尔丹率众将领上马启行而去。雍正意犹未尽，再赐宴德胜门外，命王大臣为大将军、副将军“递茶进觞”，二次饯行。　
五、进军巴里坤
  岳钟琪统率近十万兵马，三千辆战车，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沿着康熙亲征时所走的道路向西缓缓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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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西征对许多人而言都是头一遭，路途生疏。陕甘境内道路及民情并不复杂，还能应付，但到了新疆可就没这么简单了，每一步可能都暗藏着未知的险阻。岳钟琪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让莽鹄立从西宁招募了一百名熟悉西域各部语言及风土人情的回民，由副将达尔罕波巴洛特和参将额尔克伯阿里两名回民将领带领，驱牧购买的大群羊只先期赶往巴里坤。等到巴里坤后，他们摇身一变，由羊倌又成了进军新疆的向导了。
  行进途中，岳钟琪慷慨陈奏：“若不大彰天讨，则冠履之定分不明，番夷之祸难不息”。并陈述了清军必胜、准噶尔必败的十大理由：“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又加以期日之宽舒、机宜之详密。”其实，他所提出的这些理由不无道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实力对比而言，清朝可以说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岳钟琪在奏折中所说的那些充满豪情的誓言，也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基于数年来综合分析双方实力得出的结论。
  但雍正对此却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说：“今览岳钟琪折奏，备陈十胜之情形，军务所关重大，朕不敢预言其必然，惟有倍加敬谨，仰恳上天皇考鉴照不得已之情垂慈默佑，早奏肤功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大军中途驻歇兰州。在这里岳钟琪受到了新任甘肃巡抚许容的热情款待，不仅仅是由于许容与岳钟琪有上下级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许容就是受岳钟琪举荐，不久前才从浙江观风整俗使一职升任而来。部队经过数日休整后出永宁门继续西进，于七月二十九日抵达凉州府。从兰州到凉州，在垂头奋蹄的“骡马时代”，最快也得半个来月，更何况还携带大量武器辎重。其实，部队进军速度慢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来自岳钟琪的命令。岳钟琪不仅爱兵如子，而且还非常体恤畜力，因为在康熙末年的进藏战争中，曾发生过因骡马倒毙而迟滞粮饷转运的事情，差点影响战争的结果。从那以后，他就非常爱惜转运军资的骆驼和骡马等牲畜。加之，七月间正是骆驼和骡马换新装的季节，旧毛渐渐褪去而新毛还未长出，如果长途拉运会对牲畜造成极大伤害。
  漫漫征程，炎炎赤日，脚下的路如同一旁连绵不断的山峦一样没有尽头，人难免会产生烦躁情绪。为了鼓舞士气，岳钟琪变着花样激励大家。在凉州城，岳钟琪接到从京城送来的十五支花翎，这是应岳钟琪之请，雍正特赐之物。岳钟琪为延绥镇总兵官颜清如、署凉州镇兴汉镇总兵官曹勷、出征效力挂副将衔的原川北镇总兵官张成隆、督标副将冒重光、靖远营副将马龙、定边营副将赵显忠、神木营副将陈经纶、河州协副将马云、洮岷营副将王廷瑞、中卫营副将韩良卿、沙洲协副将张豹、夔州协副将杜蔚、杀虎口副将徐宗仁、宜君营副将花天立以及火线提拔的副将冶大雄等西路军出征高级将领每人颁赏一支，各将领接过象征殊荣的花翎意气风发，斗志倍增。
  闰七月中旬，大军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肃州休整。肃州提督宋可进为了迎接大军的到来，早已派人采买了上好的哈密瓜为将士们解渴，酷热的暑气和千里行军的疲劳很快得到了缓解。不远处就是素有“河山襟带”“长城主宰”之称的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这座雄伟的关城从这里起向东蜿蜒而去，构筑起一道绵延万里抵御游牧民族袭扰的精神长墙。岳钟琪在诸将的陪同下登上已经建成三百五十七年之久，但依然昂扬挺拔的嘉峪关城楼。伫立柔远门城楼之上，但见绵延起伏的群山与高天相接，阵阵秋风卷夹着细碎的沙粒拍打撕扯着城头猎猎的旌旗，垂柳与芦苇在风中颤抖着，发出瑟瑟的声响，即将南迁的楼燕掠过城门“啾啾”低鸣。儿子岳浚也将就此告别东归，回望缥缈的来时路，一缕悲情划过将军坚毅的脸颊。虽然四十三岁的岳钟琪早已变得老练成熟，喜忧不形于色，但此情此景无法遏抑他澎湃的诗情。现在细细品读《嘉峪关楼》，分明能够听见他隐隐的叹息：
  酒泉今重镇，天险古名州。
  牧野无新幕，筹边有旧楼。
  风旋沙碛动，天接海云浮。
  回首长安路，烽烟万里秋。
  二十一日卯时，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吩咐“择吉时”出口，部队开往清军在西北的桥头堡——巴里坤。西路军共分十二批从嘉峪关外赤金所军营出发，每批分五路前进。由于哈密一带水草稀疏，并有雪山阻隔，岳钟琪率首批一千四百余人经过玉门关、沙洲，取道中北路直达巴里坤。八月二十四日，固原提督纪成斌督率最后一批出口；九月初四，西路军所有部队全部到巴里坤会合。与往年相比，这一年塞外的秋天格外暖和，蓬草还没有枯尽，马驼可就地驻牧，有力地缓解了草料挽运的压力。  巴里坤古称蒲类，是古丝绸之路北新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西汉本始二年(公元前73年)，汉宣帝刘询曾派赵充国为蒲类将军，联合乌孙击败匈奴于蒲类海(又名波息厥海，今巴里坤湖)边。东汉永平十六(公元73年)，汉光武帝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派窦固、班超再次击败匈奴于蒲类海边，实现了帝国疆土的统一，路经南山口内焕彩沟处勒石记功，千年流传。唐朝平定高昌叛乱之后，加大了对西域的统治力度，在西域设置了西州和北庭都护府，并效仿汉代在此实行兵屯制度。《旧唐书》载：唐景龙四年(710年)，伊吾军在伊州(哈密)西北三百里甘露川修建大河唐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他将巴里坤到伊犁天山北坡一带的草场分给二儿子察合台管辖，并将蒲类以巴尔库尔湖形似老虎爪子而改名为巴尔库尔。初来乍到，看着眼前雄浑的大漠戈壁、广阔的草原森林和那悠闲浴日的连绵雪山，没有人会把它与残忍的杀戮联系在一起。
  岳钟琪到巴里坤已是深秋时节，他将部队居高临下驻扎在城南天山脚下的一座山包上，就因为这个因缘，后人为了纪念岳钟琪，将这个山包称为“岳公台”，现在岳公台是巴里坤著名的八景之一。据《新疆图志·山脉志》记载：“群山惟岳公台最雄杰，前有八阵奇门，两面能容万马。”连日的绵绵秋雨涤去了长途跋涉的征尘，阵阵晚风袭来顿觉凉意四起。大帅出帐夜巡，点点灯火映照着远近的营帐隐约朦胧，不知从哪传来声声悠扬的笛音，在这旷远的塞外边地勾起了将士们的思乡之情，元帅深有感触，写下了《军中闻笛》的诗篇：
  细雨微风夜气清，貔貅十万远连营。
  谁家长笛征人怨，何处高楼思妇情。
  塞上梅花翻古调，军前杨柳荡边声。
  故乡烟月芙蓉水，三度缄书问锦城。
  虽然这里从康熙末年开始大清就已派兵屯田驻守，而且进藏驱准之战时，靖逆将军富宁安也曾率军在此驻扎，但多年来城防营垒疏于修缮，日益简陋凋敝，不要说随军而来的八万六千多马驼无处安顿，就是这两万多士兵和近一万名脚夫也根本无法驻扎。远离大后方，首先解决的不是进攻问题，而是确保自存，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障，什么战略战术都将是梦幻泡影，无从谈起。一个筑城安扎“以图长久”的规划在岳钟琪心中正在酝酿。        (53)